余刚任首长秘书后拒见老师 亲友未见过其妻子
余刚
洞庭湖北隅，是一片良田沃土，在这里，坐落着一个大型国营农场——湖南益阳大通湖农场。
60多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在此处扎根，种田、畜牧、打渔，他们自给自足，生活平静。
从湖南汉寿来的余家是迁入农场的其中一户人家。1968年，余家的三儿子余刚在此出生。
1987年，19岁的余刚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成为农场所有人的骄傲。
又过了一些年，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工作的余刚成为一位中央领导的秘书，此后一路相随。
整整27年后，余刚46岁的时候，他出现在中央纪委的通报名单里。
2014年7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一则通报打破了农场的宁静：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报称，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余刚的三叔余则运听说了这个消息，显得十分痛苦，十多年前，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如今，侄子也深陷囹圄。
余刚的二叔的女儿、堂姐余辉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却是“高兴”。
她告诉澎湃新闻，自从去年12月听说余刚被调查以来，她一直担心再也无法听到弟弟的消息。
军人家的孩子
大通湖农场成立于1951年。
当年4月，大通湖特区人民政府成立，与蓄洪垦殖管理处合署办公。1952年1月，大通湖农场升格，与特区政府、管理处形成政、事、企三位一体的联合组织，直属湖北省政府领导。
其后，大通湖农场沿革不断，归属调整频繁。
2000年10月，在原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红四个国营农场和南湾湖军垦农场及大通湖渔场的基础上，撤场建镇设区，大通湖区由此成立，由湖南省益阳市直管。
大通湖农场建成后，首批迁居来此的是一批退伍军人家庭。余刚家就是其中之一。
余刚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个威严的老军人，性子火爆，对儿女十分严厉。余辉笑称自己的大伯甚至有“军阀作风”，对孩子就是“打呀”，就连最老实的余刚，也没少挨父亲的打。
退伍后，余刚的父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农民”。早些年，余刚父亲的工作是赶马车，驮运猪饲料，随着农场生产技术提高，马车逐渐被淘汰，余刚一家人便被调到大通湖农场四分场的畜牧队喂猪。
当年，大通湖农场有5个分场，每个场里有畜牧队、副业队、机耕队等不同的分队，余家在当时属于四分场五分队。
余刚一家六口人，除父母之外，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这一家人要养一百多头猪，尽管父母勤俭持家，家里条件依旧很贫困。家里还要供四个儿女读书，压力更大。
余辉向澎湃新闻回忆道，要养活四个儿女，光靠养猪还不够，需要自己种些粮食。见这一家人忙不过来。余刚的叔叔婶婶们便喊上自家的邻居、厂里的同事，专门去余家帮忙插秧。大家还会带上买好的菜，给余家送去。
在邻居的眼里，余刚的母亲是个贤惠、温和、好客的人。
一位柴姓村民也向澎湃新闻回忆，当年，大家在田头劳作、喂猪，累了，就在余刚家门前休息，余刚母亲会烧茶，为乡亲们解暑。聚在一起唠嗑喝茶，也是当时大家工作期间的一件乐事。
余刚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之后，余刚的母亲依旧很低调。“他妈妈从不向外界说什么，也不炫耀自己的儿子。”余辉告诉澎湃新闻。每当邻居们称赞余刚母亲有个优秀的儿子，她总是回答：“是党教育得好，我就是生了他。”
在余辉看来，余刚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对父母，对叔叔婶婶都很孝顺，深得长辈们的喜欢。
从小看着余刚长大的邻居张汉东回忆着当时的少年：“余刚年轻的时候，长相很幼稚，像小孩儿一样，呆呆的，总是笑眯眯，见到长辈就会问好，讨人喜欢。他长得像他爸爸，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非人大不上
在张汉东的印象里，余刚从小勤奋念书，成绩优秀，“他从不问家里要什么，只要能够有书念，就够了。”而这也是大家对余刚最深刻的印象。
余辉告诉澎湃新闻，余刚不爱干农活。因皮肤敏感，余刚在田里接触到草，身上便会起疙瘩，痒得难受，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不干活的理由。
余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周末时没课，父亲喊余刚下田、进猪圈干活，“他下田没多久，就跑回家里，抱着书读，”余辉回忆说。
余刚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场附近的小学念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升上大通湖区第一中学。
大通湖区第一中学的前身是大通湖农场第一所职工子弟学校。1958年，农场总场决定给这所小学办初中，之后于1962年，学校分成小学和中学两大块，而当年一批正在农场劳动的“右派”人员被选到该校任教，这大大充实了学校的师资力量。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是大通湖区一中的辉煌时期，该校有不少学生考入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读书。如今，由于师资待遇跟不上，教师们纷纷离开学校，这所中学的光环渐渐暗淡下去。
1984年，余刚进入一中就读。在高中的三年里，余刚读书的狠劲儿更大了。
一位在高一与余刚同班的同学对澎湃新闻说，学校一般在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同学们都准时收拾书包回家睡觉。深夜的教室里只剩下余刚一个人。他点着蜡烛，在灰暗的烛光下继续学习，直到深夜12点才回宿舍睡觉。
这一年，余刚也因学习成绩优异，性格颇受同学欢迎，连续多次被同学们和老师选为班长。
在同学的眼中，余刚不是个有架子的班长，反而低调、脾气好，看到同学调皮捣蛋，他会站出来和气地“批评”道：“你不要闹了！”。
高二文理分班时，余刚选择了文科。曾在余刚高二时教过他的老师李成英向澎湃新闻回忆，分班后，余刚也几乎次次拿下考试第一名。
时隔近30年，李成英已经退休。在他的心中，余刚是个听话的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性格内向，不大和人交往，待人也很和气，低调，从不张扬自己的成绩。
当年的大通湖一中副校长陈守凡教过余刚高三的语文课程。在他印象中，当年的余刚是个勤奋好学、很有定力、很刻苦、有志向的典型好学生。
当时的一件小事深深刻在陈守凡的脑海里。一次，教室外有舞队敲锣打鼓，十分热闹，同学们都跑出教室看表演，唯有余刚一个人旁若无人地继续学习。“他学习他的，外面敲锣打鼓，他不去。”陈守凡回忆道。
在高三时，余刚喊出了“豪言壮语”：“我非人大不去！”“我复读我也要考人大！”1987年，高考成绩公布，余刚成为学校里的状元，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这个结果，也在老师同学们的意料之中。
余刚考上人大后，当时的教导主任要余刚对着录音机，录下自己学习的经验和自己的志向，之后的学弟、学妹们即使无法“目染”学长的风采，也要让他们“耳濡”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