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刚任首长秘书后拒见老师 亲友未见过其妻子

15.07.2014  19:33

  余刚

  洞庭湖北隅,是一片良田沃土,在这里,坐落着一个大型国营农场——湖南益阳大通湖农场。

  60多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在此处扎根,种田、畜牧、打渔,他们自给自足,生活平静。

  从湖南汉寿来的余家是迁入农场的其中一户人家。1968年,余家的三儿子余刚在此出生。

  1987年,19岁的余刚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成为农场所有人的骄傲。

  又过了一些年,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工作的余刚成为一位中央领导的秘书,此后一路相随。

  整整27年后,余刚46岁的时候,他出现在中央纪委的通报名单里。

  2014年7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一则通报打破了农场的宁静: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报称,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余刚的三叔余则运听说了这个消息,显得十分痛苦,十多年前,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如今,侄子也深陷囹圄。

  余刚的二叔的女儿、堂姐余辉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却是“高兴”。

  她告诉澎湃新闻,自从去年12月听说余刚被调查以来,她一直担心再也无法听到弟弟的消息。

  军人家的孩子

  大通湖农场成立于1951年。

  当年4月,大通湖特区人民政府成立,与蓄洪垦殖管理处合署办公。1952年1月,大通湖农场升格,与特区政府、管理处形成政、事、企三位一体的联合组织,直属湖北省政府领导。

  其后,大通湖农场沿革不断,归属调整频繁。

  2000年10月,在原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红四个国营农场和南湾湖军垦农场及大通湖渔场的基础上,撤场建镇设区,大通湖区由此成立,由湖南省益阳市直管。

  大通湖农场建成后,首批迁居来此的是一批退伍军人家庭。余刚家就是其中之一。

  余刚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个威严的老军人,性子火爆,对儿女十分严厉。余辉笑称自己的大伯甚至有“军阀作风”,对孩子就是“打呀”,就连最老实的余刚,也没少挨父亲的打。

  退伍后,余刚的父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农民”。早些年,余刚父亲的工作是赶马车,驮运猪饲料,随着农场生产技术提高,马车逐渐被淘汰,余刚一家人便被调到大通湖农场四分场的畜牧队喂猪。

  当年,大通湖农场有5个分场,每个场里有畜牧队、副业队、机耕队等不同的分队,余家在当时属于四分场五分队。

  余刚一家六口人,除父母之外,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这一家人要养一百多头猪,尽管父母勤俭持家,家里条件依旧很贫困。家里还要供四个儿女读书,压力更大。

  余辉向澎湃新闻回忆道,要养活四个儿女,光靠养猪还不够,需要自己种些粮食。见这一家人忙不过来。余刚的叔叔婶婶们便喊上自家的邻居、厂里的同事,专门去余家帮忙插秧。大家还会带上买好的菜,给余家送去。

  在邻居的眼里,余刚的母亲是个贤惠、温和、好客的人。

  一位柴姓村民也向澎湃新闻回忆,当年,大家在田头劳作、喂猪,累了,就在余刚家门前休息,余刚母亲会烧茶,为乡亲们解暑。聚在一起唠嗑喝茶,也是当时大家工作期间的一件乐事。

  余刚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之后,余刚的母亲依旧很低调。“他妈妈从不向外界说什么,也不炫耀自己的儿子。”余辉告诉澎湃新闻。每当邻居们称赞余刚母亲有个优秀的儿子,她总是回答:“是党教育得好,我就是生了他。

  在余辉看来,余刚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对父母,对叔叔婶婶都很孝顺,深得长辈们的喜欢。

  从小看着余刚长大的邻居张汉东回忆着当时的少年:“余刚年轻的时候,长相很幼稚,像小孩儿一样,呆呆的,总是笑眯眯,见到长辈就会问好,讨人喜欢。他长得像他爸爸,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非人大不上

  在张汉东的印象里,余刚从小勤奋念书,成绩优秀,“他从不问家里要什么,只要能够有书念,就够了。”而这也是大家对余刚最深刻的印象。

  余辉告诉澎湃新闻,余刚不爱干农活。因皮肤敏感,余刚在田里接触到草,身上便会起疙瘩,痒得难受,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不干活的理由。

  余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周末时没课,父亲喊余刚下田、进猪圈干活,“他下田没多久,就跑回家里,抱着书读,”余辉回忆说。

  余刚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场附近的小学念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升上大通湖区第一中学。

  大通湖区第一中学的前身是大通湖农场第一所职工子弟学校。1958年,农场总场决定给这所小学办初中,之后于1962年,学校分成小学和中学两大块,而当年一批正在农场劳动的“右派”人员被选到该校任教,这大大充实了学校的师资力量。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是大通湖区一中的辉煌时期,该校有不少学生考入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读书。如今,由于师资待遇跟不上,教师们纷纷离开学校,这所中学的光环渐渐暗淡下去。

  1984年,余刚进入一中就读。在高中的三年里,余刚读书的狠劲儿更大了。

  一位在高一与余刚同班的同学对澎湃新闻说,学校一般在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同学们都准时收拾书包回家睡觉。深夜的教室里只剩下余刚一个人。他点着蜡烛,在灰暗的烛光下继续学习,直到深夜12点才回宿舍睡觉。

  这一年,余刚也因学习成绩优异,性格颇受同学欢迎,连续多次被同学们和老师选为班长。

  在同学的眼中,余刚不是个有架子的班长,反而低调、脾气好,看到同学调皮捣蛋,他会站出来和气地“批评”道:“你不要闹了!”。

  高二文理分班时,余刚选择了文科。曾在余刚高二时教过他的老师李成英向澎湃新闻回忆,分班后,余刚也几乎次次拿下考试第一名。

  时隔近30年,李成英已经退休。在他的心中,余刚是个听话的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性格内向,不大和人交往,待人也很和气,低调,从不张扬自己的成绩。

  当年的大通湖一中副校长陈守凡教过余刚高三的语文课程。在他印象中,当年的余刚是个勤奋好学、很有定力、很刻苦、有志向的典型好学生。

  当时的一件小事深深刻在陈守凡的脑海里。一次,教室外有舞队敲锣打鼓,十分热闹,同学们都跑出教室看表演,唯有余刚一个人旁若无人地继续学习。“他学习他的,外面敲锣打鼓,他不去。”陈守凡回忆道。

  在高三时,余刚喊出了“豪言壮语”:“我非人大不去!”“我复读我也要考人大!”1987年,高考成绩公布,余刚成为学校里的状元,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这个结果,也在老师同学们的意料之中。

  余刚考上人大后,当时的教导主任要余刚对着录音机,录下自己学习的经验和自己的志向,之后的学弟、学妹们即使无法“目染”学长的风采,也要让他们“耳濡”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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