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辞职法官:法官成体制内工具 倒车开得厉害

19.07.2014  08:40

身着法袍的张伟

在16年的基层法官生涯中,张伟多次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这令他感到欣慰

张伟是棒球爱好者

张伟的微博

张伟的微博

   原标题:一名辞职法官的遗憾

  一封300多字的辞职信、三张制式统一的表格,终结了基层法官张伟16年的职业追求。

  微博上晒出的工资条,曾引来上千网友围观:实发5555.8元。在北京,这个收入,几乎宣告购房、买车的事儿将与你无关。但张伟反复强调,真不是钱的事儿,“加薪能保证法官不挨骂吗?能保证不加班吗?能保证岗位轮换按意愿发展吗?能不用做维稳化解信访回复吗?

  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核心内容,法官的状况有望改观。在法官流失加剧的大环境下,系统内尤其是基层的司法人员,对司法改革寄予了更为迫切的期待。但39岁的张伟,两个孩子的父亲,等不及了:“我没有另一个青春洋溢的十年用来试水。

  在他做决定前后,该法院又有两名年轻法官选择离开。

   微博记录了

   张伟最后的法官生涯

   敲碎的法槌

  “爸爸,你作案时为什么总拿一把锤子呀?”7岁小儿子的雷人提问,曾被张伟发到微博上当段子。当上父亲后,职业构想中糅进了更多的家庭元素,他希望,有一天,儿子可以自豪地跟别人说“我爸爸是法官”。

  这个构想最近被迫中断。今年5月22日,张伟向所在法院政治处递交了辞职申请,短短的300多字,甚至没铺满一页A4纸。在文末,他用节制的语言总结:“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是我的宗旨,但是现在的工作与我的追求相矛盾,所以不得不痛下决心离开。

  落在纸面上的文字,无法纾解现实中的苦闷与失落。他几次强调:“我是主动辞职,但是被迫失去这些东西。”说着,用力吸了一大口冰饮,垂下眼睑,盯着在杯中上下浮动的吸管。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透露,近5年,已有500多人离开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现象严重,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更早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透露,5%的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龄即离开法官队伍。

  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工作压力大、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小、职业荣誉感下降等是主因。几十字,足以将困境分析到位,但只有个体,更能体味其间的分量。起码,这是16年前的张伟无法想象的一种抉择。那会儿,刚进郊区法院的小书记员,暗自崇拜着大法官,憧憬有朝一日能扬起庄严的法槌,就自己审理的案件作出负责任的裁判。

  1998年的法院,这名23岁的新人看到的,是“跟现在绝对不一样”的图景。法院工作清闲:案件少、审理周期漫长。跟当事人吃吃喝喝的风气,彼时正侵蚀着系统。民众的吐槽精炼而形象——“大檐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

  彼时,人民法院即将实施第一个司法改革5年纲要,启动一轮路径明朗的司法改革。“那段时间也是我最坚定要考法官的日子。”回顾过往时光,讲述者消沉的声音活泼了起来。

  媒体评价中,将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作为这一轮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突破,但对张伟的职业之路而言,推行法袍、法槌,司法礼仪,倡导法官职业道德等,更令他印象深刻——法官庄严、专业的职业形象由此塑造完成。

  有一道练习题,张伟至今仍记得大概:“如果中午头疼,已经不适于继续工作,但下午还有庭审,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最后一个选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能开庭,回家休息。

  不少答题人对此设计表示不适,习惯性选择“克服困难,继续审案”。但正确答案恰是最后一项。出题人的理由是,法官要以最好的精力与智慧投入工作,如果不能保证则不能勉强工作。

  年轻人感受到法官这一职业前所未有的荣光。“我好像挺笨的,每次都差两三分。”2001年起,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中国从此告别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张伟前后尝试了七八年。其间,有同学放弃,转而进入行政机关,此后一路升迁。他还在坚持啃一摞摞的法条,“就想当法官”。

  2008年,法槌已近在手边。这位民事庭法官审案越来越顺手。可他发现,司法环境却在改变。如同在玩一局漫长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张伟拼命移动、消减,力图守住自己的空间,但未消掉的名为“麻烦”的方块,仍越积越高。

  2011年冬天,一个大麻烦来了。因立案申请不符合程序被拒后,一名78岁的老者天天跑到法院来骂娘。

  “就在法院大门口,骂了我一个多月。”再提及此事,张伟如同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不怒反笑。当时,他站在办公室窗口,顺着窗台望下去,罩在当事人头顶的黄草帽在冬日显得格外不搭调,当然,这丝毫不影响老者宣泄怒意。时间久了,他甚至研究出老者出没的规律:一天两次,早上当事人较多时骂一回,下午再来一趟。

  “关键是没人给你解决。”2011年冬天的寒意,是从心底开始涌上来的。张伟说,他理解单位的做法,毕竟对方年龄大了,院方没办法采取强制手段,而领导也不愿招惹麻烦。

  老者的不懈辱骂,导致其他当事人的不信任:你要没问题,别人能骂你吗?他无奈摇头:“我没法解释。

  多名基层法官反映,曾有类似遭遇,且这种情况有泛滥的趋势。对法官的不尊重,甚至直接体现在上诉状中。有当事人直接写“一审的混蛋法官”,截图在法官圈里流传,一片哗然。而张伟曾被女当事人堵在楼道里,对方凑上前揪扯拉拽他的法袍,而他只能高举双手。

  甚至有被威胁的时候。庭审后,一名当事人带着两名小混混堵住张伟:“我记住你了。

  “记住就记住呗。

  “你家住××吧?

  “怎么了,有种你就去!

  法警后来告诉张伟,该当事人为当地的一个小地痞。

  在岗的最后一段时间,张伟也未能平稳度过。一个老头与同村村民打架,因缺乏有效证据被驳回起诉。老头冲进庭审现场,一把抢过法槌,梆梆乱敲一顿,嘴里还念念有词:“让你不立案,让你不立案……”细碎木屑在张伟眼前飞舞。法槌被敲碎了。

  “没了理想中的职业荣誉感,简直是别人宣泄垃圾情绪的对象,太没有尊严了。”他坦言,这种感觉很痛苦,却也没辙。在群众的法律意识停留在“为己用”的阶段,对不利于自己的判决、裁定,总有当事人会采取一定偏激行为。没有司法制裁,或许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敢辱骂法官,甚至动手动脚。而法院如果因为怕出现矛盾,不敢采取司法制裁的“绥靖政策”,只会纵容违法者变本加厉。

  浏览微博,吐槽在法官圈子里相当普遍,但鲜有人愿意跟家人提及,“穷担心”。

   倾斜的天平

  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张伟曾走进中国照相馆,以“留念一段过去的岁月”。这是一家老字号。摄影师前面端坐的,是一名面貌清爽、举止谦和的男青年,鼻梁上架着黑色半框眼镜,身上捂着浓黑色法袍,红色领口上钉有五粒金色纽扣。细看,纽扣上嵌有象征司法公正的天平图案。

  付出与所得的失衡,也在考量着系统内每一个体。法官的人生天平,说不清何时开始倾斜了。

  刚入行时,张伟特别崇拜庭室一名前辈。老同志“文革”前就在法院工作,每天抽最便宜的烟,从不受当事人吃喝邀请,两袖清风、生活简单、爱好很多,“办完案就顾自己玩”。

  年轻人曾从老同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自我感觉最好的,是2003年前后至2007年前的时光,《法官法》通过了,身边的法官也颁发了等级证书,法官对职业前景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但紧接着,公务员法就颁布了。哗,整个倒车就开始了。法官成为体制内的一个工具,再想找独立的司法裁判者定位,很难找得到了。这些年,倒车开得太厉害了。

  公开报道显示,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体系。这一规定曾在法学界引起很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指出,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管理体系,忽视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特点和社会公众对法官、检察官不同于其他人员的期望。更有专家直言,此举将给行政干预司法留下隐患。

  而在基层法院——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层面,法庭日益成为群众解决所有纠纷的单一渠道,承受相当大的工作压力下,执法者还要面临来自各方的监督干预。如张伟一样的基层法官,大多有过被“信访不信法”的群众搞得疲惫不堪的经历。当事人拨打一个政府热线投诉,法官就要抽时间向其征询意见,化解矛盾。为解决案件纠纷,北京市高院2010年推出递进式化解方式。申诉案件先转回基层法院筛查化解,反复处理,力争让当事人息诉。张伟直言,作为基层法官,对这种程序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做,“这是一个正常程序加了一个非正常的递进式。我判了当事人输,他能对我满意吗?

  一名去年辞职读博的基层法官也有相似体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阐述称:“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对于不服的民众,还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抚。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

  还有“坏人”利用制度缺陷及维稳需求,来达到自己诉求,比如,明明没有继承权的当事人,通过四处闹,迫使法院最终把房屋判给他。

  向庭长解释离职时,张伟也有些小牢骚:“我发现工作被兑水了。”兑水,指的是在法定审判职责之外,基层法官还要搞调研、做宣传、写论文,当然也包括参与维稳,跟当事人化解矛盾。

  关于论文、外宣及上报案例数量,据了解,每个法院都有一系列指标,然后量化到庭室,再具体到个人。比如张伟,今年上半年要完成一篇论文、一个案例。诸如他这样的法官岗,也有宣传任务,需要上电视、广播做节目,给报纸供稿。年底考核时会有加分,而化解涉诉信访,只有扣分。

  后来,他悟出来了:指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只会让一个单位在数据上好看,说白了,是考核领导的。

  刚参加工作时,当年被评为全院标兵、全市先进的法官,一年结案100件。效率之高已经让同事们觉得不可思议,年结案四五十件在当时比较正常。而去年获评先进时,张伟全年审理案件256件,仅剩3件没结案,“但真累得够呛”。而今年上半年的受案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

  互相作证的是,前几年,他手里的未结案一般不超过10个,去年不超过30个,到今年上半年,一下子超过100个,“我觉得自己数不过来了。”办公系统列出了全庭室的案件分配,每名法官审理任务都不轻松。有年轻法官为开庭,甚至中午饭都来不及吃。

  他晚上会被案件有瑕疵的梦惊醒。然后早上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翻卷。偶尔在家加班,儿子伏案写作业,父亲在旁边写判决。

  去年年底,这名棒球爱好者的一个队友在其眼前猝死,这事深深触动了他:长期在重压工作环境下,健康出问题了家人怎么办?

  答案已经有了。

   封存的法袍

  6月底,张伟将领到的最后一张工资条晒到微博上,5555.8元,自己调侃“还挺顺”。上千网友转发,包括大V。有人转发时解读为北京法官嫌工资低离职。

  “懒得去解释。”当事人称没想到大家“”这件事。39岁的北京土著,有车有房,父母有丰厚退休金,生活没太大负担。

  虽然一再强调挣钱真没那么重要,甚至在公众场合提及“”的时候都会压低声音、含混过去,但回忆中的遗憾事也与收入有关。那是去年春节,他跟老婆的工资加起来,不够满足孩子去海南玩一趟的心愿。工作努力,年年评先进、评优秀,到头来收入尴尬,这位父亲自尊受挫。

  他周围的年轻法官们,更为生计所迫。一名北京名校法学院硕士,买不起商品房又排不上两限房,同爱人住单位宿舍,每天从上地赶到顺义上班。甚至有人调侃基层法官、书记员都不用买钱包,反正没钱可装。“北京的基层法官很敬业的,司法改革如果能做到让这些人得到应该得到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张伟曾期待在努力与回报间寻得平衡,如果法官算专业技术岗,按年限、考核标准去定职级、晋升,他们也不必眼巴巴地望着难以企及的正科、副处。但据《201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5年市高级法院开展了6次法官遴选工作,仅有83名优秀法官从基层法院遴选到市高、中级法院任职。

  出离体制前,他还动过调动的念头,起码16年工龄没白费——却被告知没相关途径。知情人透露,部分法院内部有条不成文规定,即不准调动,要么辞职,要么留下。

  这种不平衡感无处宣泄。“不可能没有怨,因为我的理想被毁了,但似乎跟每个人都没关系。制度是无形的,我又能去怨谁?

  “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将他们逼上街头,砸碎自己的铁饭碗。”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胜华对骨干法官们的流失表示相当惋惜。他与张伟在网上认识,两人调侃、逗贫,也探讨法律事务,交情不错。

  很久以前,易律师就隐约感觉到张伟有离开法院的意念,后者的离职,在易律师的法官、检察官朋友圈里,已经不是第一例。但他感慨,如今动摇的多是被单位重用的骨干,有的甚至已经是处长、副处级别。一个标志便是,这些人之前从未流露出转行的情绪,但近来见面会以开玩笑的形式打听律师行情,还有人沉默观望。

  易律师呼吁,制度设计者要充分考虑基层及实际情况,让真正“做事的人”享受到司法改革的红利,激发他们的活力。保持法官、检察官的队伍稳定,也是为了保证司法质量。

  张伟是等不到红利了。利用这段时间,张伟开车到农村,同曾经打过交道、关系不错的村干部、民调主任告别。对方很惊讶:“公务员多好的工作,怎么说辞就辞了?

  几天前,“瓷器”的副庭长劝他再考虑考虑,新一轮司法改革路径日益明晰,法官的状况会有改观。

  至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核心内容。《纲要》里提及了问题: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也提出对策,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将对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法官员额制;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等。

  张伟态度消极,“39岁,我等不了。我16年里没有达到在这个职业里应该达到的职级、收入与尊严。司法改革几次阵痛后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如果这是5年、10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都快50岁了。一辈子都在改革中度过,我会觉得太悲剧了,没有任何意义。

  他的手机中还存有两张旧合影。第一张是同一庭室的5个人。都已先后离开法院,有3人是今年离开的,其中包括他自己;另一张摄于五六年前,10个人的庭基层组织,至今提拔两人,一人退休,一人退居二线,剩下的6人都走了。绝大部分转型做律师或公司法务。张伟准备选择前者,收入应该会翻数倍,但他几次叹气:“我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通过这次转型来实现了。

  他现在的微博名叫“时间的灰烬”;注册邮箱是“时间的印迹”。7月15日,法袍上交,16年就此封存。

  “这既是我抛弃了过去,也是所有的努力离我而去。

  文/本报记者 孙静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