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要求今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分析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再次强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立足新发展阶段，科学把握这三重压力的内涵和特点并精准应对，对于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十分重要。
（一）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和新趋势，并且这些新的特点和趋势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从经济学分析来看，经济活动主要与需求活动、供给活动以及影响供需活动的市场预期这三方面因素有关。经济运行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同时出现需求、供给和预期三方面都有问题的情况。短期而言，要么需求不足、要么需求过旺，从而决定政策选择偏向扩张或者紧缩等；供给活动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在没有大的技术创新变化或者外部冲击的条件下，既定的生产函数与生产方式基本保持稳定，供给侧的经济活动也相对较为稳定；预期问题在经济活动中更为复杂，往往是受到价格、技术创新、要素投入、资源配置等长期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市场心理预期，这种心理预期既有所谓的理性预期成分，也有极为复杂的非理性预期成分。需要指出的是，市场预期一旦发生变化，往往会对需求、供给以及价格趋势、成本趋势、要素投入结构、技术创新态势等都带来较大影响，长期看，还可能会改变市场供需结构和格局。因此，需求、供给、预期三大因素在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既可以帮助我们从短期视角判断经济运行，也有助于我们从长期视角分析经济运行态势，因而也是分析经济运行活动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工具。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一方面，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要素流动放慢，外部需求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需求收缩态势不断显现；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全球产业链等正在面临重构，短时期内全球范围会出现结构性供给短缺问题。同时，短期内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导致全球价格尤其是PPI上涨，下游产业成本上升，会导致投资预期、消费预期以及收入预期等都出现下行。作为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需求、供给和预期不可能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冲击。
二是具有深刻的国内因素。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但一些传统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疫情的冲击。尤其是由于内需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依然处在较低水平。同时，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减少传统库存、降低经济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而催生的新动能尚未明显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国际上PPI因素影响以及国内产业链下游成本上升，叠加其他短期因素，导致市场主体成本预期增加，出现投资意愿和消费意愿双下降的趋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之间有可能会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相互交织。需求收缩会传导并影响供给侧的生产和供应活动，导致供给出现预期性调整和改变，而且需求收缩叠加供给冲击会引发连锁的价格效应和通胀效应，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强化下游投资意愿下降、生产预期减弱，造成就业增长放慢、居民收入下降，进而引发新的消费需求收缩和预期减弱。对这些情况，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连锁反应。
三是与原有的问题相互叠加。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而且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三大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应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对“三期叠加”和“三大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还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仍然在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与“三期叠加”和“三大问题”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今天我们遇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本质上仍然是“三期叠加”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下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反映；仍然源自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不平衡以及国民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循环不畅等深层次问题；仍然与我国营商环境不够健全、要素市场体系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支撑不够、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仍有距离等有着内在的紧密关系。
从这种意义上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既是过去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旧矛盾，也是国内外新形势下面临的新困难，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面对并需要花大力气去破解的新瓶颈。
（二）
面对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带来的影响，我们要在准确把握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内在逻辑和特征的同时，高度重视其给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困难和新问题。
一是防止外需与内需双重减弱。三重压力的首要问题是需求收缩，其中包括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两部分。在需求收缩背景下，要特别防止出现内外需双重减弱带来的新问题。
二是防止居民消费下降。一般而言，居民消费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受到限制。因此，在三重压力下，要更加注重扩大居民消费，实现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平衡增长。
三是防止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以及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发展脱节。在三重压力下，由于结构性短缺以及价格和成本因素的影响，上游产业的发展、大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好于下游产业和小微企业，尤其是由于上游价格上扬等带来的成本冲击较大，而在需求收缩的情况下，小微企业普遍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在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产业链面临重构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国内产业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发展，保持大中小企业协同联动发展，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应确保上中下游产业链相互支撑、紧密连接，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四是防止PPI与CPI出现结构性传导。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在较高位运行，全球PPI高企逐步传导到国内，国内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在这种背景下，要特别防止PPI上涨压力进一步传导到CPI，因此要特别防止经济下行与通胀双重压力带来的风险。
五是防止相关领域的经济风险上升。在三重压力下，要特别防止由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成效产生新的冲击。一方面，既要防止需求收缩后带来的库存增加和产能过剩等老问题抬头，也要防止为稳增长而盲目上项目的问题，避免带来重复生产和无效投资，导致新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要防止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的风险上升，密切关注并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安全稳定。
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防止把中长期的战略目标短期化。从目前我国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稳定运行和发展模式等客观基础和实际情况来看，实现“双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搞突击战。在目前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要防止不符合实际的“一刀切”。否则，不仅不利于长期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导致制造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冲击，使短期内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对稳定经济增长带来危害和影响，这一点特别需要引起注意。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其中包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决定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很大，我们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精准应对三重压力。短期内，要促进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等相互支撑、相互支持、协同发力，共同形成合力，助推我国经济摆脱三重压力。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聚焦“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来破解三重压力，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第一，立足新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特点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以及市场预期等，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发展阶段面临新的矛盾和任务，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从传统的高速度、高投入、高产出、高耗能转向高效益、高质量、高效率、低耗能。这一规律性的变化，必然决定了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国内需求、优化供给结构、强化市场预期、激活市场主体，并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期稳定市场主体预期，进而使三重压力得到破解。
第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解三重压力是一个破解体制性瓶颈、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在某种程度上与要素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市场体系不统一等有必然的内在关系。总体上来说，仍然需要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打造市场主体更具活力、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政府监管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环境。
第三，坚持推进科技创新。破解三重压力从根本上说需要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形成新动能。因此，需要加快落实关于推进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与顶层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投入产出率，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此，要着力提升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以创新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
第四，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破解三重压力需要加快更高层次的对内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对内开放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对外开放连接国际大循环，积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需要进一步破除各种藩篱，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作者权衡，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