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笑傲江湖》的“影射”

　　2003年，有位郭宇宽先生，对金庸说：“我在读《笑傲江湖》，其中很多描写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说，是一一对应地影射我国文革的一幕幕荒诞剧。而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您在以前各种公开场合都从不承认自己的小说里有影射，让大家不要朝这方面想，当做是巧合。”

　　金庸在其它公开场合如何不承认自己小说中存在影射，我确实没什么印象。至少，从《笑傲江湖·后记》中，我看不出金庸否认了这部小说中存在影射。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这里，金庸并没有否认——当然也没有承认——《笑傲江湖》中存在“影射”，他只是否认自己的《笑傲江湖》是一部“影射性的小说”。

　　小说中是不是存在“影射”与是不是“影射性小说”，不一样。

　　金庸所说的“并无多大意义”的“影射性的小说”，是那种为影射而影射、以影射为目的的小说。《笑傲江湖》当然不是这样，也就当不起“影射性小说”的名义。

　　曾经风行一时的一部《天怒》，就是这样的“影射性小说”。此类小说，或者只有短暂的价值。或者，也可以流传后世，却只能以二三流作品的资格传世。其意义与价值，都不容高估。

　　想来，金庸还不想《笑傲江湖》只有一时的轰动，只成就为二三流的作品。那他就不会以“影射”为目的，不会为了影射而影射。

　　金庸在他的创作后期，艺术自觉性还是很强的。所争的，不是一时，而是千秋，是为“千秋万岁名”而作。

　　《笑傲江湖》所要刻画的，也不是“一时”的政治人物与政治现象，而是“千秋”，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笑傲江湖》虽不以影射为目的，但不排除影射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存在于《笑傲江湖》。

　　最近辞世的文学大师马尔克斯，就从不讳言自己的作品存在“影射”。他说：“《百年孤独》全书到处可以看出，影射着不少至亲好友，而这种影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发现。”在马尔克斯看来，承认“影射”，决不致贬损《百年孤独》一书的价值。《百年孤独》固然影射着很多作者的至亲好友，但这些影射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为发泄作者的私愤，因此就不能被视为“影射性的小说”。

　　金庸写《笑傲江湖》，应该不是要发泄私愤或公愤。更多的，是对三千年旧制度的质疑与反思。只看到其中的“影射”，那就“所求者狭而有限，所得者亦狭而有限”（陈世骧语）。

　　其实，“影射某人”，换一种中性的说法，就是“以某人为人物原型”，这是所有小说家、戏剧家必用的创作手段。再怎么天马行空的作者，也不可能从真空中打捞到故事和人物。

　　现实政治生活中，某些场景与人物，太典型，太有代表性，又太有戏剧性，这对金庸来说，就太幸运了（国家不幸作家幸），忍不住就要摹写到小说中去。如此，现实 与文学的相似度就非常高，不免要引发读者们“影射”之猜想。

　　这样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在《笑傲江湖》中，也就三四个罢。小说中其他政治人物，那就像鲁迅说的：“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1980年，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并不曾否认小说中存在“影射”。1994年，金庸在北京大学回答“日月神教教主这个人物怎样构思，是否有生活原型”的问题时，也没有否认“影射”。2003年，金庸在与郭宇宽的对话中，当然更不会否认了。他说：“我每天从各种途径了解关注大陆发生的一切，那种最丑陋的事在上演……写小说的时候，总想静下来，但可能是我下笔时控制不住自己，把这种情绪和思考流露于笔端。”（刘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