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厂老大遭继任举报 贪官为何喜欢"恩将仇报"?
（原标题：军工厂老大遭继任举报，贪官为何喜欢“恩将仇报”？）
21日，有媒体报道称，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张友仁之所以在退休之后被查，是被其继任者黄小虎举报。常人眼中，很多继任都是前任所提拔，为何要“恩将仇报”呢？我们不妨从囚徒困境中找找答案。
退休3年之后
他被继任拉下水
2014年7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张友仁被开除党籍，收缴违纪所得，并按规定办理停发基本养老金手续，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现年68岁的张友仁，1994年起任安徽省东风机械总厂厂长，2000年底至2010年，先后任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
2010年3月，张友仁退休，黄小虎继任，成为安徽军工集团董事长。
2013年1月，黄小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后被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9年。被查处期间，黄小虎检举了张友仁贪污、受贿的犯罪线索，并因此构成重大立功，得以减轻处罚。
本该颐养天年的张友仁因接班人黄小虎的检举，最终落马。
2013年9月，退休三年多的张友仁被阜阳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现在北京房价涨势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清华毕业生也逃离北京。但如果不是被查，张友仁的儿孙可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因为早有人给他们买好了。检察机关的其中一项指控显示，早在2003年和2006年，张友仁就先后利用职务便利，让两个“合作”的商人各为其儿子和孙子在北京购买住房。
老局长发现继任被查
赶紧退赃仍被对方检举
顺藤摸瓜、抽丝剥茧、拨出箩卜带出泥，尤其官员之间的互相举报，一向是纪检部门查出贪腐案件的重要线索来源之一。在同一个“官职”上继任举报前任，也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比如发生在福建惠安的水利系统腐败。
2014年，福建惠安县水利局两任原局长朱某杰、黄某煌落马。据悉，黄某煌受贿被查，检举了前任局长朱某杰。他们的落马，最终揭开了惠安水利系统寻租权力的黑幕。
2013年5月份，已经卸任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局长的朱某杰发现，他的继任者黄某煌因受贿被查，惊恐之余，朱某杰加快了退赃的脚步。这些受贿中，有一些是河道工程的包工头送的，通过行贿让豆腐渣工程蒙混过关。2013年5月和12月，朱某杰先后两次退还行贿人黄某洪3万元。12月份，又退还行贿人陈某强5000元。2013年12月份，他主动向惠安县纪委交代他收受陈某民8000元的犯罪事实，并将8000元上交给惠安县纪委。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了，从法律上来讲，退赃也只是犯罪既遂之后的财产处分行为，大错已经铸就。2014年2月21日，检察机关来到朱某杰家中，将他带走调查。
而据知情人介绍，朱某杰的落马正是与黄某煌的检举有关。黄某煌不仅检举了朱某杰，还检举了另外一名惠安县水利局领导。
一旦东窗事发
立即陷入“囚徒困境”
在常人的印象中，不少继任正是由前任官员提拔的，为何会“恩将仇报”，将前任给供出来呢？实际上，跟其他共同犯罪相比，官员在接受调查时更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在这种脆弱、肮脏的腐败裙带关系网中，一旦东窗事发，为了立功轻判、保全自己，谁又顾得了谁呢？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的博弈论模型。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五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两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
如今，纪检部门查案高度保密，一旦有人被查，就会担心是不是其他沆瀣一气的同僚也在接受调查，进而陷入一个假想的“囚徒困境”之中，与其被人供出来，不如先下手为强，先把别人供出来，抢到立功机会。
实际上，在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张友仁一案中，前任黄小虎把张友仁供出来之后，张友仁也没有就此缄口，而是又检举他人职务犯罪线索9件11人，涉案总金额高达数百万，法院认定其具有立功情节。张友仁因此得以轻判。
根据刑法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种见不得人的腐败同盟，相安无事时看似固若金汤；一旦东窗事发，在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量刑诱惑之下，顷刻就会崩塌。
“囚徒困境”所讲的博弈论很简单，两个接受调查的贪官，如果都不检举对方，那么都会无罪或最轻；如果互相检举，暴露的犯罪事实就会更多，即便从轻或减轻，也比保持沉默更重。但是俗话说得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司法实践中，却少有人能够走出“囚徒困境”，将沉默进行到底。或许，走出“囚徒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贪不腐，不落入这个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