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遭遇“高龄农民”尴尬

19.01.2015  17:59

  担心老年人出事,下地前先量血压;怕出工伤事故,叮嘱老人们干累了可以“磨洋工”……记者在重庆一些区县走村串户,发现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雇用的务农劳力大多超过60岁,80岁左右的也不鲜见。

  当前,农业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正由十几年前的50岁上下为主向6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过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遭遇“高龄农民”的种种尴尬事,折射出农村劳动力加速老化,劳力“断代之忧”已非常急迫。

  “下地前要量血压、一次工伤半年利润‘泡汤’

  在南川区河图乡长坪村,畔园猕猴桃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王伟给记者拿出两件“新鲜物”,一件是农民土地入股的股权证,另一件则是血压计。

  这家合作社流转了800多亩土地,雇用的农民平均年龄65岁以上,年纪最大的81岁。“在30多个‘高龄农民’中,患有高血压的就有七八个。因为怕出事,我们专门买来血压计,定期给农民量血压,下地前也要量。”王伟叹气道,“虽然合作社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可还是留不住年轻人的心啊!

  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30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佝偻着背,正在为猕猴桃施肥除草。王伟说:“农村劳力紧缺,就算是老年人也不好找。只要来过合作社务工的,我们都留下电话,有农活就找他们。其实‘高龄农民’一天下来也做不了多少农活,合作社愿意出每天150元的工资聘用壮劳力,但没一个人愿来。

  “高龄农民”务农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也让不少农业大户“很受伤”。开县临江镇明月村农民孙昌武流转900多亩土地种粮,农忙时节,雇用的全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干活。“夏季给水稻喷农药、做田间管理时,要反复叮嘱他们:干不动了,可以找阴凉的地方,‘想耍就耍’。不然中暑了,我可承担不起。”孙昌武说,“2013年一个70多岁的农民下地除草时,盆骨粉碎性骨折,医药费花了4多万元。‘吃掉’了我一年租地种粮将近一半的利润。

  “高龄农民”难以对接现代科技

  大量留守农村的“高龄农民”务农,还暴露了3个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进度时常受到影响,影响产量;二是传统精耕细作逐渐被“懒人农业”所取代;三是务农农民年龄大,知识水平有限,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

  从2006年以来,合川区农机部门每年都会在春耕前后向农民推广精量播种、中耕锄草、水稻牵绳定距调栽等农业新技术。以精量播种为例,这种作物播种方法使个体发育更加良好,能实现高产。但在推广时,不少“高龄农民”告诉技术员,即便有了这项技术,插秧还是得“弯腰抬背”“又脏又累”。就为一亩地增产三四十斤粮食,费这么大力气,划不来!

  孙昌武农忙时要雇用30多个农民。他说:“以前农民种稻田,秋收之后,一般要翻耕两三次,为来年春耕保墒保水。现在算算工本费,真是翻耕不起!春耕要翻挖旱地、平整秧田、养育秧苗,翻挖一亩就要3个工;平整一亩秧田需要五六个工。劳动强度大,上了年纪的人根本吃不消。

  在一些村社,由于劳动力短缺,“高龄农民”务农导致产量下降。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村委会主任周庭忠说,全村有上千亩水田,过去水稻亩产千斤以上,现在已经降到700多斤。在2组110多户农民中,有30%左右口粮不足,需要买粮吃。村民江宗志一家5口全靠买粮,每年超过1500斤。

  农业劳动力呈现“断代之忧

  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我国50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1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个百分点。照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我国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可能超过50%。

  对于农业大户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以前农忙才缺工,现在一年四季都缺人。”铜梁区平滩镇种菜大户敖小龙流转土地将近2000亩,日均用工量都在300人以上,每天用工都有30%左右的缺口。敖小龙说:“往往三个老头和老太太务农,也‘抵’不过一个年轻人。但现在农村能找到的只剩下60岁以上的老人了,很多体力活都干不了;用工价格年年上涨,种地效益就要打折扣。

  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务农劳力有“断代之忧”:二三十岁的农民绝大多数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四五十岁的农民愿意出外打工;农村务农大多都是6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尚未培育成熟、壮大,务农劳力萎缩的问题却已摆在面前。

  “5年之后,等这批人干不动了,这些土地留给谁来种呢?谁来给城里人生产粮食?”年近65岁的孙昌武连续多年获评全国种粮标兵,他给自己划定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很担心找不到“接班人”。他说:“种地是门技术活,要懂得什么种子是良种,什么植保更有效,一块田配备什么类型的旋耕机更合适,这门功夫没个几年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