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总农民工副主席：农民工虽弱势 但不需特殊对待
巨晓林
曹宝华
张晓庆
朱建民
【劳动合同法】
新京报讯 (记者郭超)昨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对于企业和雇员，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程度是不平衡的。“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
当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在北京召开，楼继伟在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观点。
“职工不努力，企业很难解雇”
楼继伟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对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在“没有订单的时期会比较为难”。此外，薪酬的过快上涨可能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使企业迁至其他国家，最终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
“这几年薪酬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楼继伟说。
楼继伟同时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但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明原因辞职，会影响企业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职工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其解雇，“位置只能被占着，对新入职的职工就会形成歧视”。
一个月两提劳动合同法问题
在今年2月召开的中国 经济 50人论坛上，楼继伟也曾以学者身份表示，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职工可以不说明任何原因辞职，但企业主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这降低了企业 投资 人力资本的意愿。去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演讲中，楼继伟亦提出过类似观点。
“这些问题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因此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楼继伟说：“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但看到问题要指出来。”
★焦点
“职工与企业可以协商工资”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农民工，这些都是巨晓林的身份标记。昨日，针对劳动合同法问题，巨晓林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从公平性来说，当前的劳动合同法对职工和企业是一样公平的，而且现在工资也可以协商。
巨晓林表示，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目前确实存在企业用工成本高的问题。例如，社保方面，跟相关规定，国内用工单位一般要给职工缴纳20%的养老 保险 ，职工自己缴纳80%。“这个20%的比例与国外相比，算很高”。
同时，劳动合同法里规定的养老保险也有几个档次，不同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标准有差异，企业也可以按低标准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这方面也可以协商。例如，现在也有针对农村地区的“新农保”，新农保 基金 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巨晓林认为，当前企业用工成本高的原因中，产能过剩占一部分，为职工缴纳的社保成本也占重要一部分。“在征求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养老保险可以适当下调”。
“农民工虽相对弱势，但不需要特殊对待。在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巨晓林说。 新京报记者 李婷婷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春风集团董事长曹宝华提交了《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建议》。他认为劳动合同法过度偏袒劳动者，致使企业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对企业保护明显不足，建议修改部分偏颇条款。
曹宝华举例说，劳动者只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对劳动者离开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他说，这些条款，降低了劳动力市场雇佣的灵活性，弱化了企业用人权、管理权等。
“企业破产也要支付员工的补偿金。那些干得不好，没有积极性的员工也不敢轻易开除。劳动法是在保护惰性。”曹宝华说：“对企业来说，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工资、保险这些支出严重抵消净利润，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难以承受。这两年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压力更大，也导致现在部分工厂搬到越南、印尼。”
因此，曹宝华建议，修改现行劳动合同法，解决劳动者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劳动者的现象。既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又要鼓励企业采取多种形式用工，明确规范临时工、钟点工、兼职、劳务派遣等就业形式的法律关系。 新京报首席记者 苏曼丽
“打零工的农民工很少企业缴社保”
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是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职员。自称来自“农民工”群体，近日也在关注劳动合同法修改的消息。
她说，目前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情况是，正规公司都会按规定缴纳保险金，但是打零工的几乎没有企业缴纳社保。
例如在建筑行业内，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张晓庆说，其直接后果是这部分人群很难享受工伤保险，“在这个领域内的保障基本还是空白”。
她认为，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则应当明确，农民工出来打工要有正常的合同制，如果雇佣农民工半年或者1年以上，企业必须给购买各种保险，“只要有商务登记的公司，都必须这么做”。
政府部门还应加强监管。一是监管企业缴纳保险情况；二是监督农民工缴纳情况。“有的农民工喜欢多拿钱，缴纳保险意识不足。”
张晓庆认为，还应明确要求工资增长要跟上经济发展水平。现在物价太高，工资一年涨几十块钱根本跟不上生活水平的变化，所以建议农民工工资逐年增长的比例要大一些，“福利待遇好了，我们也更有干劲”。 新京报记者 黄颖
实习生 郭锰
“政府可适当承担部分五险一金”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认为，从责任角度来看，目前的劳动合同法没有问题，因为合同是双方的契约；但从经济负担和企业用工成本角度讲，目前确实存在一定问题。
朱建民表示，现在企业的用工成本一是税高、二是费高。目前五险一金是由员工和企业各支付一部分，政府并不承担，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总体而言，目前存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企业用工成本较高的问题，不是劳动合同法本身的问题。”朱建民说，国家财政也有责任解决职工的社保费用，不应该只是由职工和企业承担。目前，处在经济机构调整期，企业经营也面临困难。因此当前，政府应该“出手”，减轻企业用工成本。但“减轻”的并非员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而是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撑。否则，企业的用工成本就像滚雪球，越滚越亏最后可能就破产了，市场活力也会下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给企业减税降费，但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加大。”
朱建民建议，政府应承担一部分五险一金，这部分并非补贴给企业，而是补贴给职工。例如，企业工资支出中用于五险一金的35%费用，政府可以承担10%，企业承担20%，而职工承担5%。这种情况下，企业用工成本过高的现象就能化解，市场活力也会相应提高。 新京报记者 李婷婷
★案例
“劳动者仍处弱势地位”
刘畅(化名)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编辑，入行已有3年。这三年来，她的税后工资已经从4000多元涨到6000元，社保也会随着工资涨一些。
刘畅认为，工资刚性增长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准确，“物价也在上涨，但生活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花销仍比较紧张”。
对于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刘畅表示，出版行业对培训有硬性规定，所以每年都会有员工培训，“但培训课程的质量不高，对业务能力提升的帮助有限。”
此外，刘畅还介绍，现在公司的社保和公积金几乎都是按最低标准交的，按照目前公积金的缴纳水平，买房时不能按最高标准贷款。“我之前在的公司甚至只交三险一金。我觉得劳动者仍处于弱势群体，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刘畅说。
对于劳动合同法要修改，刘畅希望能够增加休息天数，“北京通勤成本真的太高，并希望条款能更考虑女性职工的特殊情况。”
“用人成本高没资金培训”
马晓辉是一家私企的老板，开公司已经十多年，公司20多名员工。马晓辉认为，现在员工社会保险的开支比较大，根据要求，缴纳的金额每年以8%－10%幅度递增，不仅必须要交还要每年增加，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
据马晓辉介绍，每个月公司要给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平均1000多元，员工的工资在五六千之间，人力成本占公司收益的至少50%以上。
在员工培训方面，马晓辉表示，由于目前人力成本已经很高，没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到员工培训上。
马晓辉希望，能够尽快降低企业缴纳社保的比例，减少企业的人员开支，“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都在裁人。我的员工已经跟了很多年，所以现在宁可收益少点，没有降薪或裁员打算。” 新京报记者 沙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