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打工两年回老家：儿子挣脱已不认识父母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
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
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
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
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
一
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那是在一个高档楼盘工地,57岁的农民工老潘,在连续35天,每天不低于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
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诉李大君他们,老潘是干杂工的。分给他一块大石头,用四个拳头大的铁锤,一点点砸碎。一天必须砸完,不然这天就没工钱。“到了下午,他说心口疼得厉害,但硬是撑到把一天的活儿做完。回来难受得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因为没钱看病,想着睡一觉也许就好了。”
深入探访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们的生活现状:不削皮的土豆,用清水一煮就是午饭,连基本的热水都没有。糟糕的宿舍环境里,只有36伏低压电,也没办法烧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
“工人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老板用自制的饭票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老板发给的饭票,去老板娘开的食堂买饭,去老板娘开的小卖部里买烟、买酒。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市面价格一倍。”
“病危的老潘,能用饭票去工地外的医院看病吗?打工出来时,从家里带了200元钱,买火车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时,身上只剩下一块五毛钱。”
“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们家那个惨淡的春节。”
李大君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腊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见工钱不好要,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那时欠薪已经出现,但讨薪还不知找哪个部门。“老板愣说自己没钱,拿不到工钱的工人,在最后离开工地时,把能顺走的东西都顺走,以此做补偿并化解内心的愤恨。”
但父亲迟迟不归。
“听回来的人讲,我爸打工的工地上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我爸一个人。工棚没有暖气,食堂也停火了,老板连个零花钱都不给。他们说我爸即便冻不死,也得饿死。”
“奶奶和妈妈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没电话,连个通信地址都没有,她们只能干着急。“那时,我开始非常想我爸,或者说,我第一次开始想念他。”
一向被村里人认为憨傻、实在、不善言辞的父亲,在13岁的李大君眼里,却是一个严厉的人。“眼睛一瞪很吓人,而且爱喝酒,酒后脾气暴躁。所以,我一直跟他很疏远。”
快期末考试了,每天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小伙伴们就开始拿着蜡烛,打着手电筒或是提个灯笼,到村小学补习功课。“我总是踏实不下来,脑子很容易溜号,开始想他在北京怎么熬过寒冬……”
终于,腊月廿八夜里,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家了。
除了一件油黑发亮的棉大衣和一床油黑发亮的被子,父亲给他带来一件过年穿的新衣服——小得如同紧身衣一样的浅绿色人造革夹克。离家已经一年了,他不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很多。除此之外,他身无分文。
“后来听奶奶讲,等到最后,老板只给了我爸一点过年费。买了回家的车票,只剩50多块钱。临上火车,他在北京站旁边的服装店,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这件衣服。”
多年过去了,李大君说自己很遗憾,从未跟父亲好好地聊过,问问他当年在北京打工时吃得咋样,住得咋样,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干活累不累,都遇过啥事。“我只知道他是砌砖的,活很重,所以落下腰椎病。厉害的时候人都起不来,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基本不能干活了。”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但作为最底层的建筑农民工,连这最底线的尊严都没有。”李大君的声音急促起来。
很快,他的语气就缓和了,“嘿嘿”地笑道:“咱不是愤青,发现了社会问题,不会光骂娘。我是积极的建设者,批评它是为了改进它,做我能做、可以做的事。”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二
头一回见老何,李大君跟他只聊了几句,“咦——,我就感觉,他跟其他工人不太一样。工地的总包、分包啊这些劳务关系,别人都稀里糊涂的,但他门儿清。”因为急着赶末班车,那天只聊了十来分钟。又接触了两回,李大君决定对老何做一次深度访谈。
连着访谈了三个晚上,就在路灯底下。老何晚上8点下班,谈到夜里12点回去,早上五六点又去干活。当时他46岁,正值壮年。老何上过高中,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他把自己这半辈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老何不到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有一年,他在广东惠阳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个活,是干风钻的。“工资好高啊,是我在长春做建筑时工资的4倍。”钻机开动后,四周灰尘弥漫,旁边人的面目都看不大清。“一天下来,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都是灰尘。”第一天干完后,老何就给自己弄了个口罩戴上,但一块干活的风钻工,没有一个人戴。
“他们还笑话我戴个口罩,一个乡下人跑城里装文明来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戴着心里踏实一些。”谁也没料到,十多年后,老何身边这些身强力壮的工友,很多人患了一种高死亡率的职业病——尘肺病。
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艰苦,常年风吹日晒,人看上去皮糙肉厚的。可一旦深入交流后,李大君感觉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也有很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粗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常年离家在外的老何,一谈起亲人,整个人都变了。他绵柔似水地说起第一次跟儿子分开再见时的情景,听得李大君眼泪都快出来了。
老何的家,在四川阆中大山深处一个叫何家湾的小山村里。儿子一岁多,两口子就下狠心:断奶、出门打工。
再回乡时,已是两年后。
“穷怕了,就为了多挣点钱,狠心连续在外打了两年工才回。”老何说。那年腊月初,夫妻俩就从北京动身。“走前,孩子问啥时候到挡墙垭合儿(下车地名),他们好在那儿接我俩。从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转三四次车。到了挡墙垭合儿,还得走很远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没告诉他确切的时间,只说到了地方再打电话。”
下车时,是下午3点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过一道山梁时,老何才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登上山梁,就看见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朝我俩跑过来,我父亲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大声招呼那小孩:慢点儿跑,别摔倒了。”
老何媳妇见状,扔掉行李朝小孩飞奔过去。等老何捡起行李时,她已经抱住了那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我父亲见他们抱作一团,也停下了脚步。那一会儿,周围好像都凝固了。”
望着眼前的老父亲和小儿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堵住了。好一阵才挪到他们跟前,问那个不知所措,想挣脱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龙吗?”
孩子仔细把他俩看了又看,才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指着老何的父亲说:“那个是我爷爷,我婆婆在家里给我爸爸和我妈妈煮饭呢!”当孩子的“我爸爸”、“我妈妈”叫出口时,老何的媳妇已经泪流不止,孩子已认不得自己的父母了。
老何两口子一边一个,拉着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愿,也很怀疑,不时扭头看后面跟着的爷爷。老何这才注意到父亲老了很多,老眼噙满泪水。父亲抽噎着只说出了一句话“这几天,车不太好赶”,就开始帮他们拎行李。
后来,李大君陆陆续续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万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筑农民工,都是像老何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三
其实,老何第一眼见到李大君时,并不信任他。“戴个眼镜,细皮嫩肉的,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干活的,是老板手下的人吧。”
因为石二东,老何才转变。
石二东跟老何同在一个工地打工,因为高空作业坠落,导致腰骨断裂。伤还没好,老板就不让他再住工棚,工地也不给饭吃,石二东被赶出了大门。
老何讲,那会儿刚过完年,天很冷,晚上还下起雨。“夜里,能听见石二东敲大门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央求着开门,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
“是大君和那些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了石二东。给他送衣服、送吃的,给点钱,买零食,还陪他走法律程序。我感觉大君他们,跟石二东的关系很单纯,交往时像亲兄弟,不像是跑来忽悠我们的,这才相信他们。”
再听李大君讲法律知识啥的,老何也能听进去了。像《劳动法》,两兄弟一条条读完,再结合遇到的事情一起讨论。
“人明明是在工地受的伤,为什么就不认账?有时为什么越是狡诈的人,过得反倒好呢?”老何想不明白。那一年,工地接连出了好几起安全事故。为这,老板专门从四川请了风水先生,杀鸡、洒血、祭鬼。前后花了十几万,却不愿花钱加强安全防护措施,更没给工伤工人一分钱赔偿。
李大君告诉老何他们,80%工伤维权的官司,都卡在劳务关系认定上,因为老板根本不跟工人签劳动合同。经过石二东这件事,老何有了自我保护意识,知道了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再在工地干活更加小心注意。可是打工多年,有经验、有技术的老何,注意来、注意去,还是摊上了事。
老何兄弟俩承包了一栋两层楼的墙模。由于工期紧,哥俩玩命地干,把行李搬到作业现场,连食堂都不去,最多时,连续干了28个小时。
老板还是不跟工人签合同,这次老何长了心眼。为了以防万一,干活时留下了记号:在塑料标签上,写上日期、姓名,然后绑在钢筋上,再打进混凝土里。每层楼、每个单元,都放几处地方,然后在小本子上把位置记好。
果然,完活后,老板变卦了。本来一个工是120块钱,现在只给100块。而且要等几个月后,年底再结。找来找去,到最后老板竟然说不认得老何兄弟俩。
“忍了这么多年了,我遇到过好老板吗?”躺在工棚里,老何说自己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他想起了石二东,还想起15年前,一块儿在长春工地打工、受伤致残的堂哥。“15年了,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过15年,自己可能干不动了,可儿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龄啊,难道他还要过像我一样的生活吗?”
“法律就像是国家铸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它就永远不会响。”兄弟俩决定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干一仗,用法律维权。
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劳动监察大队、职工帮扶中心等等。
老何讲:“有些部门,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镜的人陪我一块儿去,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兄弟俩才从执行庭法官手里,接过七万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关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这样点评道:“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农民工‘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赢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他运气好。
“老何确实运气好!”连李大君也承认。“他是我这些年结识的工友中,最幸运的一个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现在,人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运,但他老婆就没他幸运了。”
“她在河北工地受伤后,我们帮忙联系北京医院时,她人基本上瘫痪了。”
四
经一个当小包工头的老乡介绍,老何夫妻俩,去了张家口下边的一个县打工。
工地为了赶进度,让两组工人交叉作业。老何两口子干的是绑扎钢筋的活,他俩一边一个站在操作平台上。老何手伸在钢筋笼里绑,妻子在另一边扎,突然平台塌了。老何被悬挂在钢笼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钢模上。
“看上去,我老婆摔得还不算重,身上20多处皮肉擦伤,头上几个大包。但是一动她,就‘哎哟哎哟’地喊痛,不知里边伤了哪儿。”
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断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开刀,好得快。但老板怕花钱,把人又拉回了工地。
“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个劲儿喊疼,脸都紫了,人直哆嗦。我问她能不能忍,她摇头。”
“想送她去医院,找老板要钱,不给。小包工头是我老乡,给了几百块钱,我们才去了医院。”
没住两天,公司怕花钱,又哄他们回了工地。“别说给煮骨头汤了,连原先的床铺都被人占了,只好在一个角落里打地铺。”一周后,老何妻子全身浮肿,他找到公司,坚持送人去医院。到了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说病人体内已形成静脉血栓,得赶紧去上一级医院抢救。
转到张家口一家部队医院,“医生说我,你胆子太大了,怎么现在才把人送来。几个医生一会诊决定马上手术。上了手术台,一打开,治不了。血栓从脚上,长到大腿,再有几公分,就到肾了。要是到肾,人就完了。”
“医生说得立马去北京的医院,打开的伤口,也不给缝了,先贴上胶布。可是转到北京,我没钱呵!”那个主治军医,跟老何要了电话,把公司老板骂了一顿,告诉他,如果不抓紧,人有生命危险。“公司害怕了,让医院赶紧准备救护车,他们马上送钱来。”
救护车鸣叫着,拉着老何两口子,连夜抵达北京。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一看说得马上住院。
每天除了输液通栓,老何昼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医生说了,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看她的造化了。”输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转了,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医生说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从此不能外出打工。作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开打起这辈子的第二场官司,替老婆讨工伤赔偿。
这场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艰难和漫长。
“我给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万里路。”李大君说。打官司期间,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务工地与河北张家口之间。有次开庭时间赶在春节前,老何正在深圳忙着讨薪,恰好那两天拿钱。老何商量说,能不能缓两三天再开?法院询问了公司方,说不能等。
连夜,老何买了高价机票,从深圳飞到北京,再转车去张家口。开庭时,公司方根本没来人。老何感觉自己被耍了,气得咆哮起来。
每次去张家口,都是老何一个人去,他说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钱的。官司打到中院时,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个人,到时候反应不过来。”
“我自己去,住20块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没人住。被子全丢在角落里,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盖。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点儿,40块一宿。”尽管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老何依旧拿不全该得的钱。申诉的路,看上去还是那么遥遥无期。
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太突然。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两天,老何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河北的电话,法院让他火速到达执行庭,领取妻子工伤赔偿的尾款。
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问起两场维权官司打下来,人有啥感受时,正走在北京街头的老何,突然在寒风中剧烈地咳嗽起来。缓了好一阵儿,他才用四川话,说了两句老家的顺口溜:官司莫打贼莫做,不死也得脱层皮。
五
这些年,李大君曾对100多个建筑农民工进行过访谈。
梳理他们的人生时,李大君发现,时代的每一场变革,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社会的每一次变动,都会迅速波及到他们身上。“蝴蝶震动一下翅膀,他们立马就躺枪了。”
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转了北京20来个建筑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影响,农民工找活难、讨薪难。”
在几百个认识的建筑农民工里,李大君随机调查了40多人。2015年,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全款,而且活少、难找。“像老何,往年能干200到280个工,去年只干了100个工。”
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们聚聚。连着4年,他都是请农民工泡澡。在城乡结合部,包个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号人,大伙一块泡。2016年春节前,刚从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请大家吃饭。
聚餐的地儿,在东南五环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锅,一共来了十六七个人。除了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工人外,还来了两个小包工头。
包工头李建华,原先是山东一国企煤矿工人。“下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干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讲话底气足、嗓门大,一口浓浓的山东味儿。一顿饭吃下来,基本都他一人在说。
李建华管接活儿叫“买工地”。
流程是这样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工人,得上劳务市场找人去。
“有一帮人背个包,天天在劳务市场蹲着,围着劳务公司转,专门替他们找干活的人,俺叫这种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听电话,有活了,‘背包的’打电话过来,谈成了,先要给‘背包的’好处费。”
年头好的时候,买一个工地,给两三千好处费。“2015年活少,好处费上万块。看今年的架势,买一个工地,怎么也得花三万。”
包工头也是分级的。李建华说自己是最底层的包工头,活到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层。“有一个活,经过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到我手上一共经过12层。哪一层不剥点皮呵。经的层越多,工人拿到的钱就越少。”
“给点零花钱吧!”接下活儿,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华得赶紧向老板要点现钱,按工人人头要。“假如一个人,能要来100块,只给工人50。俺得先把买工地的钱拿回来,保证别赔了。”
2015年他还是赔钱了。李建华讲,往年干工地,挣钱的活多,这一年是保平的多,还有两个活儿,到现在都没拿到钱。“俺有一百来号工人,快过年了,让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来个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钱去。就这,一天的费用也大了去了,快贴进去10万啦。”
他指着李大君说,“开始,听大君给俺们讲各种故事、法律政策,觉得真好!《劳动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现实是,你按那上边的条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几个能像老何那样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农民工,去法院还没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维权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时间就能耗死你!”
要不来钱,那怎么办?
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
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
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
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
昏死过去一个多小时,老刘才醒。“我身上压满了钢管,脸上糊着水泥,眼睛睁不开,听见老乡喊我,我就叫。他们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样吊,还不把老子吊死了。赶紧让人拿扳手,把扣架解开,钢管一根根拆掉,一点点把我扒拉出来。”
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伤。
老刘从此落下“脑鸣综合症”,脑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得越发厉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伤赔偿。年底,又把钱全拿出来,给工人垫付了工资,垫了十几万。
“我拿命换来的钱,全搞到里边去了。”老刘说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
2016年开年,有两起关于小包工头的新闻,引起李大君关注。一个是讨钱无望,在公交车上纵火杀人;另一个是讨薪无果,被殴身亡。“这些底层的小包工头,最极端的归宿就是自杀、被杀和杀人。”
“我觉得,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恶,还是建筑业这种分包的劳动体制造成的,我们想尝试改变。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筑农民工也得考虑转型。”
李大君他们正在搞一个“装修合作社”。
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线工人占70%左右,管理层占30%左右,董事长只占1%。没有包工头,工人不再是雇佣者,是为自己打工,是企业主人。
“可以夫妻俩一块干装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学堂。每周给工人上课。因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员稳定,就能培训,提高技能,改进工艺。”
李大君觉得这不是梦,有两点让他自信:一是我们的工人会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不会磨洋工,不会糊弄人,不会偷工减料;二是我们的管理是先进的,依托手机APP,研发一套流程,从接活、设计,到一步步施工。
“公司注册了,团队也搭好了。董事长是北大毕业的,硕士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学啥的都有,像清华学电子的、美院搞设计的。现在,软件已经在设计中了。”
老何他们听了,将信将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竞争过大资本吗?“这就好像在南极洲,建了个5平方米的温室。在大环境下,冷空气会不会侵袭,把他们再冻成冰块?”
眼瞅春节了,李大君的媳妇抢了两个晚上,才从网上帮老何抢着一张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为活儿太难找,老何告诉李大君,过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