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没有知产保护怎能行
“仔细研究了一下，国内企业还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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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的发问，击中了中国制造业的痛点，也激起了代表、委员们对创新驱动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深入讨论和建言献策。
3月8日上午，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张华明、陈剑平、黄作兴等代表纷纷表达了对专利、商标、品牌等问题的关注，呼吁国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社会越来越关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对此坦言，总体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期待还存在一定差距。
申长雨表示，根据代表的建议，国家将制定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文件；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好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努力提高专利的审查质量、审查效率；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好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政策】
强化产权保护
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创新”是其中一个高频词。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坚决打击侵权行为，切实保护发明创造，让创新之树枝繁叶茂。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李玉光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知识产权问题的阐述，放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就是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这一大段。”李玉光认为，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近三年的政府报告都强调了知识产权的应用、保护，重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让其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生产经营，这也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责任。
李玉光进一步分析说，从国际上知识产权发展的态势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PP)这两个协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未来世界贸易规则中的发展趋势。
“政府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好更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李玉光说。
“没有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创新就是缘木求鱼……”浙江一名基层工作者的感悟，让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深以为然。
周国辉感慨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知识产权保护太重要！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不仅是财产权，而且是企业在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中的通行证。
不仅是去国外买电饭煲事件刺痛了代表委员们的神经，让周国辉最震惊的，还是去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爆买杭州产的马桶盖。
为确认真相，他还专门去了松下马桶盖全球唯一生产基地考察，带回来的体会是：中国制造应当从供给端发力，坚持技术创新，推进品质管理，保证产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如此才能打响中国品牌。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是配套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新驱动发展中是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不注重专利、商标、版权等保护，那么，在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情形下，谁还会来创造？”周国辉说，供给侧改革既要注重政府规划，也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优化创业创新环境。
【立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10.2万件，同比增长18.7%，连续五年位列世界第一。
在代表团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直言：“那么多专利有多少是真的管用？国家从专利大国走向专利强国，要摆上议事日程。”
如何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早在10多年前，广东深圳开国内科技立法先河，制定了企业技术创新条例，四川、广州等省市也先后出台了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地方性法规。
“这些科技立法，强化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在《关于制定企业技术创新条例的提案》中指出，由于技术创新系统基础设施和政策法律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当前，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应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加强技术创新政策法律的完整性、有效性和一致性。
“知识产权制度应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看来，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市场化导向有待确立、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执法力度有待加强，建议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浙江是知识产权大省，2015年，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和专利地区综合实力均居全国第4位。
但伴随而来的，是各类专利侵权案件的逐年上升。2015年，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系统共立案8584起，约占全国的24%，其中专利侵权纠纷7981起，约占全国的56%，均位居全国首位。
与所有知名企业一样，杭州娃哈哈集团曾频频遭到不法分子“傍名牌”，营养快线、爽歪歪等畅销产品被仿冒，严重损害了消费者与企业的利益。
作为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持续关注商标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他认为，应当通过完善法律，加强对知名民族品牌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抢注、假冒伪劣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加强信用信息运用和失信惩戒，构建品牌维权发展机制。
“版权保护的不完善导致了侵权盗版猖獗、版权价值不能有效实现，还直接打击了创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建议，适当提高侵权法定赔偿上限，加大司法临时禁令的适用力度，针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
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大执法保护力度方面，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浙江省专利条例》给予了明确回应，这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从明确专利发明人的收益权、提高行政执法主动性、执法权限有条件下放等入手，从过去的侧重保护管理拓展到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链条上的全过程执法服务。
类似的探索还有不少，如在上海、福建等自贸试验区，率先清理了不合理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法规。
但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只有从国家层面加快专利法等法律的修订，才能解决知识产权领域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根本性问题。
【行政】
提高执法效率
随着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尤其是电商等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迅猛发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增加了企业维权成本。
“傍名牌现象时有发生，侵权方通过使用与知名品牌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使消费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行为，往往是品牌的知名度越高，被傍的情况也越严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之毅时尚集团总裁张华明深有感触地说。
张华明认为，高仿冒、非法销售等现象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品牌培育和发展，建议完善合法经营的审核与监督管理，建立网上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调处机制，提高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诚信意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保护效率，给民族品牌更多支持。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看来，假冒伪劣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品牌的毒瘤，必须毫不手软坚决打击，让制假售假者付出惨痛代价，应提高市场监管水平，挽回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
据调查，企业在维权中，往往面临举证难、周期长、赔偿数额低、成本高、效益差等问题。而行政执法部门在针对群体侵权、反复侵权和链条式侵权，缺乏必要的主动查处权，导致侵权行为持续反复。
不仅如此，由于现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采取分散模式，根据法律保护的客体不同，各职能部门分别管一块，专利归知识产权局管，商标权归工商部门管，版权由版权局管，导致职能分散、多头管理、权责交叉，不利于形成合力，影响了执法效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推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企业信用信息统一归集、依法公示、联合惩戒、社会监督”，这为强化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确立了方向。
“现行的知识产权分散管理模式，已成为阻碍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效能的短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副市长赵雯认为，在国家层面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集中管理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势在必行。
赵雯分析说，这将有利于突破体制藩篱，减少职能交叉，避免多部门管理过程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有利于统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机制和执法标准，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执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盗版侵权、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而郑惠强的理解是，加强职能整合，探索由一个部门依法统一承担知识产权执法责任，解决现行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等分散执法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效能。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向民事、刑事、行政“三审合一”的体制转变，把知识产权的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和行政保护执法结合起来。
谈及上海自贸区和浦东新区率先探索推进的“三合一”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赵雯信心满满地说：“从浦东探索可以看到，推进改革应建设‘权界清晰、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
赵雯认为，在地方试点基础上，加快建设统一的、集中管理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才能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司法】
统一裁判尺度
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正式成立。此后，上海、广州两家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保护实效性、威慑力和影响力上狠下功夫，彰显了国家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鲜明态度。
在试点经验基础上，最高法院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起草了《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计划今年在全国法院推开这项工作。
“目前建立的三个知识产权法院，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李玉光说，我国市场的法律环境应该为创新者和投资者提供重大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审判结果的可预见性，给全世界包括中国投资者以信心，并引领重大知识产权案件判决带来的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走向。
“强化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中的引领地位，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化审理程序和审理规则，抓紧研究制定技术调查官制度。”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应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临时措施的制度效能，妥当有效采取保全措施，依法满足权利人迅速保护权利、获取证据的正当需求，提高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本报记者 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