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处级干部吸毒 别因患艾轻易放行

身为中央某部委副处级干部的穆林(化名)在微信上联系了一名男子后，携带一小包冰毒前往该男子住处，还未来得及吸食毒品便被民警抓获。由于持有冰毒不足10克，朝阳警方日前对穆林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此外，由于穆林患有艾滋病，警方在当面宣读了处罚内容后，决定对他不予收拘。

从法律人性化的角度出发，警方对患有艾滋病的吸毒者，在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后，不给予收拘的做法并无不妥。更何况，警方承担着治安管理之职，不兼具纪检监察的责任，因而其多注重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至于其身份则会退居其次。

患了艾滋病还不影响其上班，而染上了毒瘾又如何进行处理？很显然，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既患有艾滋病，又染上了毒瘾，恐怕已难以胜任工作，也不再符合公务员的职业规范要求。于此应当作出下一步的处理，以彰显对吏治的“零容忍”态度。

2014年5月，网传“安徽省宿松县多名官员聚众吸毒被抓获”的消息，当地官方回应，宿松县2名公职人员吸毒情况属实，决定对2名吸毒公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2014年12月，云南省纪委发布消息，云南德宏41名官员因吸毒被开除党籍。如果再加上“吸毒州长”、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吸毒市长”、湖南岳阳临湘市市长龚卫国等重量级人物，正如一些媒体所分析的那样，毒品已开始成为人们用来行贿公职人员的一大新诱惑。公职人员吸毒的实际情况，也许远比想象中还要更为严重。

“毒官”现象的背后，其实是监督不力的表现。一方面在于内部监督虚置无力，官员没有被真正纳入监管视野，对官员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使得官员吸毒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另一方面，对官员的教育跟进不足，导致其信仰缺乏和内心空虚，一些官员在迷茫或者压力下找不到寄托，很容易被人钻了空子与毒品亲密接触。

从众多已被查处的“毒官”案例来看，很少有人属于“被动接受型”，大多数人都是“主动接受型”——从泛泛的工作交往，从吃吃喝喝到成为朋友关系，再到一起唱歌跳舞，最后发展成一起吸毒成为“毒友”。若是官员能够做到洁身自好而远离毒品，那么也不会轻易就成为毒品的俘虏对象。毒品其实并不可怕，可怕是缺乏底线意识和责任敬畏，轻易放弃了自我防守。

“毒官”又是“艾官”，其间有太多问题需要追问，比如其如何染上毒瘾，又如何患上艾滋病，治病救人不应是对其本人毒瘾和病理的分析，更是对其堕落轨道的探析，并从中举一反三找到问题的根源。除此之外，即便仅从对个案的处理来看，副处级干部吸毒，也不能囿于身患艾滋病而轻易放行。（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