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年：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弥补体系“短板”

□邓江年

服务业直接服务的对象可分为消费者和企业，而生产性服务业则是直接针对企业、为各产业的生产提供中间性服务的机构和部门。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企业经营的上、中、下全产业链过程，是工农业和服务业之间相融合的关键环节。它包括两类，一类是从工农业生产过程和部门中独立出来的外围服务，一类是仍然处于工农业生产过程和部门中的嵌入服务。

支撑工业不断升级的关键环节

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也是工业化的重要构成。工业化不等同于工业发展，它是一个伴随着工业不断升级的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构建的过程，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现代化是其应有之义。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因其所具有的深度关联性、广泛渗透性和高度创新性等特征优势，对进一步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融合、推动产业集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支撑工业不断升级的关键环节。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没有高度发达的工业。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结构优化调整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经济任务。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由于缺乏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专业分工难以深化，社会交易成本难以下降，国民经济运行效率难以提高，既无法支撑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无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迈向更高水平工业化的过程必然受阻。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陷入了三个循环陷阱

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现代产业体系中主要短板的原因在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陷入了三个循环陷阱，生产性服务业的动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一是“低端制造+低端服务”的低端锁定循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制造业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低水平与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式发展道路所形成的低水平制造业密切相关。依赖于低要素组合优势的低端制造只能产生低端服务需求，只能承担低价服务，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只能是低水平相配套。而由于缺乏更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又难以完成，由此两者形成一种僵滞状态，陷入低端锁定循环。

二是“跨国制造+外商服务”的外部供需循环。伴随着国际产业大转移而来的加工制造业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经济崛起的重要产业依托。然而，一是国际跨国公司为了紧紧抓住产业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对研发、营销等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不放手，自己产生的服务自己提供；二是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水平过低，本土企业无法为跨国制造业公司提供所需要的高质量服务，跨国制造业公司只能转而寻求跨国服务业公司进行合作。这样，跨国制造和外商服务之间形成外部供需循环，我国被排斥在外，只能沦为生产加工基地。

三是“国企垄断+限制保护”的内部封闭循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是“大而全”经营，除了核心环节，一些可以外包、专业化的服务业部门和环节“内部化”自己做，不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需求，使市场机会减少，且产生市场不公平竞争和服务价格扭曲，降低了服务效率。同时，由于改革不彻底，一些脱胎于相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生产性服务机构表面上已经改制，但实际上与原单位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业务来往，往往通过限制保护的方式而实现封闭式垄断经营，对全社会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三个方面着力释放生产性服务需求，弥补现代产业体系的“短板”

要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弥补现代产业体系的“短板”，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释放生产性服务需求，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服务水平。一是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产品层面上推动由单纯代工向深度加工、研发设计和自主品牌转变；在产业层面上推动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模式向制造业的服务化和产业结构的“软”化转变，进一步在转型中催生中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外包业务。抓住新一轮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积极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培育一大批具备国际化水平的服务供应商，满足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三是加快推动大型国有企业非核心业务的剥离。深化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垄断性行业改革和服务业社会化改革，鼓励国有大型工业企业整合和重组服务流程，推动上下游服务环节外包。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准入制度，引入竞争机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