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忠秧、洪烛、北塔三人行 纵论诗歌新与旧
北塔：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当前诗歌创作中的新与旧的关系。
洪烛：
我们新诗这一百年到底经历了多少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跟我们新旧是特别有关联的，新诗这一百年，基本上也就像新与旧之间的钟摆一样，新诗的诞生之初就是破旧立新，新文学对颠覆旧的，白话诗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后来进入徐志摩、闻一多他们那个时期，又开始注重格律了，比如闻一多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美，新诗又不像它一开始那样无畏了，一开始对很多美学规则有所敬畏，大破之后开始大立，从新诗诞生开始就不断的摆动，我们新时期的诗歌也是一种大破，出现了朦胧诗，朦胧诗最开始出来的，也被大家指责看不懂的，大家把诗歌里的新生事物当做怪胎来看待的。后来，又开始习以为常了。也有别的诗歌所没有的独特的美感，然后大家又接受它了，成了长得特别好的孩子。也有审美疲劳时期，新的也会变旧了，朦胧诗没有经过八十年代，他的使命就终结了，后来出现第三代诗歌，之后又是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所以我感觉，中国百年新诗就像钟摆一样，而且变化，每隔不到十年，中国诗风就会进行改变。譬如柳忠秧的《楚歌》是一种复古性质的写作，带有古典文学，也有新意，作为古风诗歌，风格跟其他诗歌是不一样的，从口感上给我带来一种新的刺激，从这种感受来说，我觉得，艺术的新和旧它是相对的，周而复始的。
北塔：
我刚刚讲的是二元对立的，要么是新和旧的，新和旧是相辅相成的，形式中，新和旧也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新格律诗，它有传统格律的特点，也容纳了西方成果，也是诗人自己的创造，内容上，你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旧，也可能是新旧之间的状态。我和洪烛创作中基本上没有古典诗歌，但也有古代的一些文化与形式的元素，忠秧，你是旧体诗也写，新诗也写，你对新旧矛盾如何理解？
柳忠秧：
窃以为，这个命题是伪命题，我一向的主张是，诗歌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我们的我们的汉乐府为什么叫汉乐府呢？因为汉之前没有乐府体。在每一个时代，诗歌体裁与形式不停的改革突破，新旧是伴随诗歌流传、创作、实践的推移，形式的载体在不断丰富之中。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所有的语言演变，彻底的隔离，革命是革命，文学是文学，你不能抽刀断水，刀再锋利，不能割断文脉之水，八股文可能不是好东西，但我们也有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复古运动，中国文字它是经过多少人的凝练多少年的血脉流传，形成的气场、文风。
1959年，毛泽东对著名作家梅白说：“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当然我不赞同毛泽东的看法，我觉得新诗还是有成就的。但总是有人在不断的讲，季羡林在2008年出版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写道：“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也曾说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 流沙河认为除了徐志摩、戴望舒、海子少数几个人写的好，现在很多诗都是口语、大白话，甚至口水话。最近几年不少出版社来找流沙河，要求重印诗集，他都婉拒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反思行为：我流沙河年轻时觉得自己的诗歌写的天下无敌，步入老年我觉得新诗是失败的。
我举这三个例子，是想说明一味断裂与割裂造成了新旧的对立是不应该的。本无对立，新诗蔚为壮观，古诗也旺盛。再举一列，郭小川新辞赋体也好，旧辞赋体也好，他大量的使用了对联、民间俗语、典故，它在新旧之间还不是很明显，而我做了一个实验性的文体突破，我的诗歌有两千个典故，典故很过瘾，它一个注释就是一部历史，是一个传说，一个人物，一个传纪，古典诗歌的用典是很妙的，你把诗歌的正文一读，再把诗歌的典故、注释一读，很有味道，这是汉语的魅力。
洪烛：
新的体裁产生时，它都作为一种“怪”而存在，但一定程度上，他就会见怪不怪了，直到它的对立面雄起，这种怪也见怪不怪了，柳忠秧的诗，现在诗坛形成了一种柳忠秧现象，忠秧就像诗坛的一个怪客，和我周围的诗人是那么的区别。新诗诞生时，王国维，辜鸿铭，在新诗诗人眼中是旧的，但现在我们隔了一百年，再看王国维，辜鸿铭虽然旧，但并不腐朽。当年文坛的辫子军，一百年后再看，反正挺耐人寻味的。
新诗诞生是为了颠覆旧体诗歌，旧体诗歌的辫子，新诗他一直没有真正的割掉，割掉的只是形式上的辫子，但精神上的辫子是无法割掉的。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贬的说是辫子，褒的说是传统。
新时期的诗歌，跟五四时的诗歌，是反传统而诞生的。进入新世纪之后，传统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话语空间里，以前说别人是传统，是批评的意思，守旧，新世纪诗坛变得开明了，传统变成了褒义词，任何创新是离不开传统的，需要传统来给他撑腰，创新它是一个杠杆，撬起地球，传统也是一个杠杆，它能够使创新更有意义，不以传统作为标准，它是无源之水，说白了，它会更快的变旧，前三十年，我们以先锋诗人为荣，现在反而是小丑。
新和旧都是有营养的，并不需要用这一只翅膀去否定另一只翅膀的。一只翅膀的鸟是无法在空中平衡的。我们必须承认，新与旧是所有艺术的平衡。胡适是进入时代的大诗人，但他很难像歌德那样不断写出推陈出新的作品来。因为歌德在新和旧之间把握了很好的平衡，《浮士德》的伟大是复古，有对古希腊文明的回归，比他青年创作之时更上一层楼了。
北塔：
利用传统来创新，我想到一个说法，与古为新。有人却认为这个说法是以古为新，当然这也有道理的，但原意是“与”，是跟什么在一起，核心意思是，我在创新的时候，这个传统是跟我一起前进的，变化的。每一个创作性的创作，它会带来文学格局的变化，因为传统不是死的，它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是活的。
洪烛：
我觉得，百年新诗，有两次死机：一次是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毁灭性的打击，传统的古诗是作为一种腐朽的东西而存在的，一次就是文革，破四旧，立四新，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北塔：
我们把传统作为一种假想敌，你认为他死了，其他他没死，就像休眠火山，只是休眠而已，等到一定时机它又活了。
洪烛：
柳忠秧的诗歌在八九十年代横空出世，会被认为是辫子军，当成诗歌界的辜鸿铭，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在那样的时代，诗歌界可能会对忠秧的诗歌群起而攻之。
新世纪之后，所有诗人有包容心态，大家对柳忠秧的诗歌开始关注。如果在八九十年代，白塔兄肯定会写文章攻击你。
柳忠秧：
哈哈，五四时期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话，他们认为一百年前的旧文坛和旧诗坛都是“选学谬种”和“桐城妖孽”。如今我在一百年后要把这些话回敬给他们，经过了一百年的诗歌革命，中国诗坛依旧到处都是谬种妖孽，只不过其中有的是中国古人自己的遗毒，有的则是洋人的流毒罢了。
北塔：
那就是把对方妖魔化，当成了假想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