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马克思主义教育散记

【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特稿】

北大马克思主义教育散记

——忆黄枬森老师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少军

金秋十月，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WORLD CONGRESS ON MARXISM）即将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耕耘在北大马克思主义园地里的前辈——李大钊、冯定和敬爱的黄枬森老师等。黄老师离开我们快三年了，这些日子里，他在我心中像一颗不断生长的树变得高大伟岸，往事历历在目。

一、仁者寿

黄老师走了，92岁高龄的他溘然长逝于北京冬日的雾霾里，离春天的到来就差11天。

2013年1月25日清晨，我去学校计算中心参加硕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入学考试阅卷，在入口处遇见王强，他伤心地告诉我：黄枬森老师昨天走了。我自语道：怎么会呢？刚住院没几天，怎么就走了！他说：学校已下正式通知。这时我明白了，黄老师真的离开了我们，不能和大家一起欣赏今年的春色。从此刻起，我的心情像雾霾笼罩的北京，晦暗不明。

为了排解内心的晦暗不明，我几次到四院哲学系灵堂，见到鲜花上方悬挂着黄老师的遗像，遗像充满慈祥。抬头望见他柔和目光，我感到极大抚慰，身心松快许多，犹如他活着时，一次次为我们破解内心困惑，为我们解决学术难题，为我们驱散思想迷雾。2月1日，在八宝山与黄老师最后告别，他躺在鲜花翠柏中，鲜红的党旗覆盖在身上。在哀乐声里，在泪光中，黄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终身热爱的哲学和教育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他的同事和学生；离开了他生活、学习和工作七十年的北京大学；离开了这个曾把他推向人生高峰，又曾让他跌入谷底的地方。在未名湖畔、在教室里、在校园里、在会场上，在这个世上，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梦里，我们与黄老师在一起思考、对话和游耍。他的著作不朽，他的思想不朽，他的风范不朽，黄枬森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一直期待黄老师长寿，像期待父母长寿一样。

2012年10月26日上午，哲学系举行建系百周年纪念大会，黄老师在主席台上与三千多名系友共庆哲学系生日。那天黄老师带着手杖，与其他三位老师接受哲学系颁发的“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面见黄老师带手杖，毕竟是91岁的老人了。但三个小时大会，黄老师未曾离开。那时我脑海又浮现一个念头：黄老师能突破百岁关口，我在内心祝福他成为百岁老人。

我期待黄老师长寿。第一次有这样想法是在他八十岁时，2001年的春天，谢龙老师主持召开关于“纪念冯定诞辰百年”筹备会。在筹备会上，黄老师发言认为：冯定贡献很大，但对他的研究和宣传不够，由北大发起召开全国纪念冯定学术研讨会十分必要。筹备会决定2002年冯定百年诞辰时召开研讨会并出版纪念文集。会议结束已到中午，谢龙老师安排与会人员在百周年纪念堂北侧“师生缘”就餐，他有为黄老师祝寿之意，因为那年黄老师刚好八十。席间，大家祝黄老师长寿，我也希望并祝愿黄老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军人物，而且是这支队伍健康长寿的榜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同志与从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同道相比较，长寿的同志不多，像艾思奇、高光等同志英年早逝。黄老师已经八十，但精神和身体尚健，有望成为长寿老人。第二年春天，冯定纪念会如期在北大召开，并出版了张岱年题写书名的《平凡真理 非凡的求索》一书。

在此后的日子里，黄老师多次讲到：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巨大，但我们对他研究和宣传不够。事实也如此，在协助谢龙老师筹备冯定纪念会期间，我到学校档案馆查阅冯定相关资料，深感冯定是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战士，后人对他的认识都是不足的。

黄老师对前辈记挂，显示他有仁者之心！认识黄老师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宽厚，也许是这种仁者之心，使黄老师长寿，生命到92岁高龄才安息！

二、丰碑

2012年4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迎来20周年院庆，受学院委托，我主持编写《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书时，经过对历史梳理和现实考察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已有近百年历史，在北大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上有三座里程碑，他们是李大钊、冯定和黄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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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遗墨

李大钊（1889.10——1927.4）1917年11月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3月，他指导邓中夏等人成立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秋，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经济、政治各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前后达七年。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作为课程进入中国大学课堂，在世界上，李大钊是仅晚于意大利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主义引入高校课堂的又一代表人物。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在北大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炬，马克思主义由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成燎原之势。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在中国薪火相传并成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他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第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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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1889.10——1927.4）

冯定（1902.9——1983.10）192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抗战期间在新四军工作，解放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冯定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233名学部委员之一，1957年由毛泽东提名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后任系主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定的贡献在于：首先是他的《平凡的真理》，这是继艾思奇《大众哲学》（1935年出版）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杰作。此书1948年在大连出第一版，1950年6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第二版，到1980年共重印十一次，发行近50万册，是中国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直至今天仍然放射真理光芒。其次，冯定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作了深入研究。1937年他出版《青年应当怎样修养》，1956年出版《共产主义人生观》，1964年出版《人生漫谈》。在三十年时间里，冯定一次次研究和阐述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并取得突出成果，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人学空场，实际上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没有形成自己理论，冯定的这一工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作出一定程度的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仍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挑战的重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并取得具有说服力成果。对此冯定开辟了一条道路，树立了榜样。第三是冯定为北大哲学系制定了“一体两翼”办系方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为两翼）这一方针为哲学系健康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后，黄枬森任系主任，这一思想得到发扬光大。第四是作为校领导，冯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北大走向学术化、正规化和普及化。作为中国学者，冯定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由于文革冲击，冯定在北大未能展其才，但是这动摇不了他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第二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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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1902.9——1983.10）

黄枬森（1921.11——2013.1）1942年在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一年后转入哲学系，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受训，抗战结束复学，1948年大学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读研究生，研究康德哲学。1949年任北大政治理论课教师，1950年任哲学系助教，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直至生命结束，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在六十余年的教学科研中，黄枬森取得杰出成绩。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教学取得重要成果，尤其是他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具有国际水平，获得前苏联同行高度评价，一代代中国学人通过他的书而读懂列宁这部深奥著作。其次是，他在中国领导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八卷本、一卷本）奠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基础，尤其是八卷本，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第三是，他开创并推动人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他主编《人学理论与历史》受到国内学者重视。第四是他始终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四卷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向新的高度。第五是，他对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第六是，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他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批人才。黄枬森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第三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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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枬森（1921.11——2013.1）

李大钊、冯定和黄枬森，他们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百年史上三座丰碑。第一，他们有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深得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解放学说精髓；第二，他们都有独立思考、不畏权势、追求真理的独立人格；第三，他们具有求实创新的精神和能力，以自己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四，他们以自己学术创新成果培育青年，使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在中国薪火相传。他们做到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于他们的伟绩，不是用笔写在纸上，用键盘敲到电脑里，而要用锤子和錾子铭刻在岩石上，因为他们事业不朽！

三、风范

对于我来说，李大钊和冯定是听说过没见过的前辈，只能从他们的著作和事迹中去接近他们、认识他们，从他们的书里汲取智慧和力量。黄枬森老师呢，我与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园地里生活、学习和工作二十多年。如今他走了，这块园地失去照料它的一流园丁，而在这块园地继续耕耘的我，又怎能忘记老园丁的身影。

黄枬森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的经典著作选读课要学习一年。那一年，每周三下午三节课黄老师都与我们在一起，从未缺席过，这是黄老师最后一届博士生课。这门课程有四位老师八位学生，四位老师是黄枬森、赵光武、赵家祥和施德福。黄老师从年龄、资历和学问都是尊者，但他以平等身份与大家在一起。每次带一本很厚的笔记本，学生发言他也会记笔记，同学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压力，大家畅所欲言。第一学期快结束，辞旧迎新时刻到了，约定了晚上的时间，老师和学生一起迎接新年到来，黄老师从家里带来许多糖果糕点，同学和老师都很开心。席间一些师兄说：这是黄老师多年习惯。第二学期结束已是夏天，最后一次课老师们提前下课，黄老师带来相机，领着大家在湖畔边讲解边与大家留影。记得我们从一教小路下去，到现在陈守仁中心，黄老师介绍说：这里以前是校医院。那天阳光灿烂，天高而远，湖平而静，老师和学生着夏装，年轻而精神。照片还在影集里，黄老师却离开了。

我与黄老师有过一次远行，2004年春天，我们俩一起去绍兴参加全国人学学会年会，那时我留校任教已经六个年头。陈志尚老师提前到绍兴做会议准备，因为黄老师已经八十三了，他委托我负责陪同黄老师。我去买票时，黄老师特意提醒，他身份证上“枬”电脑打不出，就用“楠”，买票很顺利，电脑字库能出“枬”了。出发那天，我到朗润园接黄老师，他在家收好东西，一看他的行李就知道黄老师出门不用担心，上了出租车就去首都机场，飞机正点，下午到杭州笕桥机场，乘会议中巴到绍兴。

一路平安，我也高兴，其实，黄老师不需要特殊照顾，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一路给我讲了不少生活小常识，如飞机上乘务员发零食，黄老师告诉我，飞机上气压有变化，这会让耳不舒服，咀嚼坚果就解决问题。黄老师一口乡音（四川话）我听着很顺当，因为是独处我也就讲云南方言。黄老师在昆明上西南联大，听到云南话，他对云南兴趣来了，记得他说：在联大他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受训，主要是学习汽车驾驶，我插话说：你能在滇缅公路开车，穿越怒江峡谷，你的车技厉害。他说：当时可以，解放后再也没有开过汽车，但驾驶证现在还保留着。

会议期间，当地组织大家参观鲁迅故居、蔡元培故居和会稽山兰亭，这些活动黄老师都参加。游会稽山、兰亭那天，我们俩坐在流水边休息，他说：当年王羲之他们就坐在流水边，杯里倒上酒，把杯放在流水上，酒杯漂到谁面前停下，谁就喝酒。《兰亭序》写的“流觞曲水”就这个意思，这就是魏晋风度。黄老师一说，我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加深了。会议结束，我们俩直接回北京，没有在杭州停留。现在回想，有些遗憾，当时应该邀黄老师一起游西湖。如果有来生，只能下辈子找机会与黄老师游西湖了。

那次与黄老师出门远行，我发现他不仅宽厚慈祥，而且他十分坚强，他的骨头很硬，像千斤顶一样能撑起巨大压力。我也理解为何“反右运动”中他被开除党籍也不能动摇：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也许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格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这是问题的一面，黄老师坚强的性格使他逆流而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取得一流成果。

2011年教师节前夕，孙煕国书记带着马克思主义学院几位教师拜访黄老师，我也同去。黄老师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出版不久，他用纸包好写上我的名字送给我，我很感动。但那天的谈话有些沉重，我说：黄老师，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快一百年了，从学术角度看，它在北大没有完全站住脚。黄老师有些激动说：正因为如此，我才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我都九十多岁，跳出来了。我们一起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哲学系是半边天，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半边天，大家团结在一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拿出扎扎实实的东西。黄老师九十岁披挂上阵，在北京大学挂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牌子，他在中心作了第一次学术演讲。现在他走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可以告慰先辈和黄老师的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首新一届党中央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2013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可以告慰先辈和黄老师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可以告慰先辈和黄老师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的薪火在北大、在中国、在世界将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