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 GDP仍然很重要

撰文/陈季冰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从已经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保持经济增长，是十三五规划中的十个任务目标中排名第一的主要任务。已经公开发表的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明确要求，十三五期间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

由此可见，在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内，决策层依然将经济增长保持较快速度放在重中之重。这既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也非常契合当前和最近几年迫切的现实需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GDP仍然很重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本上一直是一个经济发展导向的社会，各级政府也将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作为自己以及考核下级的首要、甚至唯一指标。这一方面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短期内经济腾飞的“中国奇迹”，但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唯GDP论”及其派生出来的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生态环境破坏和道德滑坡。

即便在经济领域本身，这种只求速度的增长模式也累积了巨大的负面效应。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目前的中国经济是“不平衡”、“不 健康 ”和“不可持续”的。这一点，从已经堆积如山的债务和效益低下的过剩产能中就可窥见一斑。反映在普通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GDP无辜地沦为一个声名狼藉的贬义词。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力图通过主动的体制机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挤掉中国经济庞大肌体中现有的巨量泡沫，推动它进入一个健康良性的新轨道。就具体目标而言，就是要将目前这种建立在 投资 和出口拉动基础上经济模式逐步转向内需和消费拉动为主，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功能，激发民间创造，以取代过去的政府主导模式。这也是一度被媒体热炒的“李克强经济学”的中心内容，而当下正处在这场艰巨的改革转型的瓶颈期。

然而，任何改革和转型注定都是艰难的，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在旧轨道上累积的惯性，特别是它还受到 金融 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萧条的外部冲击，这种改革转型的阵痛就显得尤为突出，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看到曙光。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舆论中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眼下的经济困难都是错误或冒失的改弦更张所引起的，因此，要走出困境，只有重回过去的老路，即通过加大铁工基等国家项目的投资，辅之以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它保驾护航。但这种走回头路的观点因其谬误如此一目了然，因而遭到了绝大多数有识之士和普通老百姓的强烈反对，迄今它的支持者大多是现行的旧经济模式的获益者，即人们习惯上所称的“既得利益群体”，其中尤以与政府权力紧密勾连的国有行政垄断性行业为主。

于是，另一种貌似合理的截然相反的观点便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然而它是同样错误和有害的。它认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到底，中间不能有丝毫妥协。基于这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认识，我在过去一两年里看到和听到一大批一知半解的经济评论人士发表观点，反对一切保增长和稳增长的财政货币政策方面的灵活调整。在他们看来，仿佛财政货币政策越紧，就越有利于促改革和调结构。只要央行降息和下调存准，财政部发行新国债、加大政府支出，就会被他们批评为“改革失败”云云。

这是将“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孤立起来、甚至对立起来并加以静态地审视，殊不知，上述三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调结构”和“促改革”本身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增长。而且，只有经济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稳定运行，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才会有可靠的依托。这就好比治疗一个积重难返的病人，根本的手段当然是动手术，但手术本身却是非常伤元气的，因此手术的前提是病人的身体条件要符合起码的要求，这就需要适当的滋补乃至输血。“中国经济不能光输血不动手术”，这句话诚然是对的，但这并不能够推导出中国经济绝对不能输血的结论。

因此，在整个十三五甚至更长时间里，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手段将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在一定的（甚至比较高）的水准上，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只要这种手段不至于明显地与“调结构”和“促改革”向矛盾。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调结构”和“促改革”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按照有些专家的第一时间解读，十三五期间国家将把GDP年均增长下线调降至6.5%。我觉得，具体的数字倒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另外也要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指数等其他重要关联数据的情况灵活调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十三五期间，GDP仍然非常重要。

不过，在十三五期间，特别是它的头两年，要走好“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之间的钢丝，对宏观调控的眼光和技巧将会提出日益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