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村的“原住民二代”
南岭村年轻的一代其实也是充满青春活力的人。
从新西兰留学归来，张铭毫不犹豫的回到村里，在社区工作站副站长的岗位上，每天处理居民纠纷、环境卫生等一系列细碎小事。
林琦考上名牌大学，毕业后在外面一家咨询公司干了两年多后，也决定回村。
而更早一些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李力则一直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以后出份力，不回村干嘛？”
三人回的都是深圳最知名的原住民村落南岭村，而他们的共同选择与其身上的相同标签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伴随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深圳掀开了急速城市化的一页。一夜之间，昨天还在秧田里挥汗如雨的原住民，今天便洗脚上地，从“种田”改行“种楼”，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爆炸式的造富神话——他们正是这一过程中长大的“原住民二代”。
他们一度深陷“庸懒散奢”争议漩涡，但却集体否认并斥之为“偏见”，并认为那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从精神层面的整体否定”。而30多年过去，随着有限的土地资源迅速被开发殆尽，坐地起楼、招租吸金的发展模式已经碰到天花板时，“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实际已成为压在他们心头的巨石。
“如今社区股份公司里的年轻一代面临的发展压力，要比他们的祖辈、父辈更大。”深圳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原住民网总裁陈宏说。
夜色中，看着窗外霓虹灯下来来往往的车辆，正在诉说从前的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本地青年张铭突然产生一种不真实感。“太快了，小时候这里还是泥巴路，村里仅有的几家小卖部也是石灰墙，现在却感觉那个时代如此遥远”。
上世纪80年代，伴随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深圳掀开了急速城市化的一页。一夜之间，昨天还在秧田里挥汗如雨的原住民，今天便洗脚上田，从“种田”改行“种楼”，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爆炸式的造富神话，而支撑这造富过程的，便是颇具深圳特色的社区股份公司。
30多年过去，随着有限的土地资源迅速被开发殆尽，坐地起楼、招租吸金的发展模式已经碰到了天花板，深圳各社区股份公司亟待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而完成这场变革的使命，正落在了当年伴着隆隆炮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原住民。
这群刷微博，玩微信，甚至曾经深陷“庸懒散奢”争议漩涡的原住民二代，能否燃烧起振兴村落的使命感？他们有无遇到困惑与迷茫？今天，我们走进深圳最知名的原住民村落——南岭村，记录这群年轻人。
“学成回村几乎是一种传统”
为了村子，他们必须回来出力，因为这里是他们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家族使命的地方。
穿过一段两边长满榕树的小路，再跨过一个广场，上午9时，张铭准时来到南岭村社区服务中心，开始一天的工作。身为社区工作站副站长，他要制定每月工作站的活动内容，还要处理落实居民纠纷、环境卫生等一系列细碎事。
张铭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世代以务农为生，在他印象中，小时候由于村里太穷，父母都跑出深圳市里打工，姑姑甚至随着大逃港的人潮跑到香港。上世纪90年初，随着南岭村渐渐发展起来，父辈又从外面回到村里。
或许由于父辈们读书不多，所以尽量总是想让“下一代”接受更好多元的教育，“出国留学”在张铭这一代原住民中并不鲜见。张铭在新西兰北帕接受大学教育，那是新西兰人口最多的城市，聚集了新西兰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当年毕业时，很多中国同学都选择了留下，他却毫不犹豫地回了国，向南岭村递交了求职申请。
“也许别人不理解我，但其实很简单，环境熟悉，读大学之前，村里还给了我几万块的奖学金。村里培养了我，我要懂得感恩。”2007年大学毕业至今，张铭已在村里工作了近七年，他喜欢上了这份为本地居民和南岭村外来工默默服务的工作。
“每天早上来服务中心上班，下午6点下班回家，偶尔加加班，如果没有变数，我想未来我会一直工作生活在南岭村了，挺好的。”张铭说。
而在南岭村，和张铭有着类似想法的年轻人远不止一个。作为村里更早些的大学生，李力一直认为：“上了大学不回村干嘛，我学习就是为了要为村子以后出分力。”
在李力看来，南岭村产业多元，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完全可以让他们施展拳脚。“现在村子里有工业、有商业，手里头掌握着大量的持有物业，需要人才的地方还很多，而这些产业经营的好坏，和我们村里人的幸福都息息相关。所以，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使命感”。
李力说，如今的南岭村，大学毕业后选择回来工作的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并正逐渐演变为村里的一种传统。
就在张铭回村的那一年，林琦考取中山大学统计专业，成为南岭村少有的名牌大学学生。开学前，南岭村特意为她召开了一场隆重的表彰会，现场颁发了奖学金。2011年毕业后，林琦在深圳一家咨询公司锻炼了两年多后，还是决定回到南岭村。
“出去锻炼，主要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满足了好奇心后就会选择回来。”在林琦看来，这不仅是自己的想法，更是父母的愿望。
“生活在南岭村，从小到大感受最深的就是村里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渴求。记得小时候，村里为了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还划出地方开办了夜校。那时每晚从夜校教室的窗外路过，都能看到昏黄的灯光下，黑压压拼命读书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造就了今天的南岭村，作为年轻人，我们对未来也有责任”。
在林琦的心里，某种程度上，南岭村的未来，已渐渐交给了他们这一代人。为了村子，他们必须回来出力，因为这里是他们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家族使命的地方。
“外界偏见是杀伤力很强的整体否定”
“外面一听说南岭村，就以为我们很有钱，一辈子吃穿不愁，回来就是混日子，这不是真实情况。”
深圳素来被冠以“年轻的移民城市”，“没有归属感”成为城市努力想改变的现状。而这从未困扰过南岭村的原住民二代，在这里，村系宗族文化紧密维系着这一独特区域，甚至代代相处。这也是不少人学成回村的重要因素——村里老一辈“拓荒牛”自小在他们内心植入的“南岭基因”。
“小学的时候，老村长去学校看我们，要我们牢记‘爱国爱家’。”在李力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珍藏着一枚徽章——1.5厘米见方的小徽章上，精致地雕刻着一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四个显眼的金色小字“爱国爱家”。“这个徽章，南岭村的年轻人每人一枚，每年‘七一’，大家都要佩戴徽章，在党旗下进行庄严宣誓”。
“村里要求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能为村里干点事，我们没想过工作高低。”从广东中医药大学毕业至今，李力已在村里工作了十几年。从最基层干起，管过保安，带过麒麟队，干过工会，如今是南岭社区股份公司骨干，主抓安全生产。
“拓荒牛”们的言行也同样影响着张铭。小时候父亲为了挣钱，经常从中英街一次性穿回五条裤子，有时还能再背回一台冰箱。因为太穷，很多村民相约一起逃港，张铭的姑妈就是其中的一员。后来，村长带领村民突击修路，清扫垃圾，拆除猪牛栏，大力招商引资，才一步步摘掉贫穷的帽子。
“那些逃港的亲戚，现在很多都后悔了，但那时没办法，谁也不会想到南岭村有今天，超出周边村一大截”。
不过，恰是因为部分原住民村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富，不管李力等原住民二代如何希望实现个人价值，在许多外人眼里，他们仍会被定义为——贪图安逸，躲避外面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
“你们以为原住民就是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然后打着哈欠，趿着拖鞋踱进办公室，泡一壶茶，几碟点心，慢慢悠悠晃一天吗？真的不是。”在张铭看来，社区股份公司的工作只能说相对稳定，但并非没有挑战。
“村里在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南岭村股份合作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学生初中没毕业，不安排工作，不参加分配；有劳动能力不参加村集体工作的，取消分红。这条规定通俗些说，就是村里不养闲人”。
张铭说，这些年，村里的社区股份公司也开始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选拔采用聘任制，到每位员工上班使用指纹打卡，再到健全业绩考核，把年终分红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开始更多地靠制度选人用人，靠制度管事、管钱。
虽然林琦并不否认的确有些年轻人是“那种没有外力推，自己不会多操心”的人，但她不喜欢有些人对原住民的“偏见”，认为那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从精神层面的整体否定”。
“外面一听说南岭村，就以为我们很有钱，一辈子吃穿不愁，回来就是混日子，这不是真实情况。村里现在基本上每家也就一两栋楼，除去地段好的，每栋月租金也就大几千块钱，加上村里每年每人两三万元的分红，在深圳也就只能算是中上水平，称不上有钱，依然需要奋斗。”在林琦看来，追求稳定，并不意味着不想自我实现。周围很多朋友都在努力学习专业之外的知识，希望能更有竞争力，“我现在也在恶补财务”。
“这个群体现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了。”深圳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原住民网总裁陈宏向记者表示，外界之所以对原住民产生慵懒、不学习、不工作的陈旧印象，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这些世代以种田为生的农民一下子被钱砸傻了，所以一时间出现了乱花钱的现象。“但这种负面现象并没持续多久，很快几年后，大概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不少村的领导班子就开始考虑如何实现财富的良性传承和增值了”。
“为村子未来担忧，转型升级几成口头语”
南岭村的年轻人切实感受到了压力所在，以致转型升级这样宏大的话题也成为村里年轻人的口头语。
“这一代的年轻人将影响南岭村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作为南岭村的年轻一代，张铭始终感觉压力有点大。“南岭村之前快人一步，取得了超越式的发展速度，但现在随着其他地区的快速发展，南岭村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但在外界看来南岭村头顶上依然闪耀着曾经的光环，如何再造一个曾经的南岭奇迹，对我们来说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在张铭看来，老村长那代“拓荒牛”，有政策支持，只要有魄力，敢迈步子，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而现在，时代不同，政策也变了，股份公司想发展困难重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想发展经济建厂房，只要村子里拍板，在哪里建都没问题。但后来政府方面作了相关规划后，现在一些厂房就成了侵占绿地的违法建筑，但实情是我们建厂房在前，相关规划在后。再比如，村中心那些厂房想转型升级发展商业，但因其布局不合理，最好的办法是拆除重建，但相关手续一直办不下来”。
“他们手里掌握着上一代创造出来的几十亿元的固定资产，面对如何盘活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心里肯定会有如履薄冰之感。”在陈宏看来，如今社区股份公司里的年轻一代面临的发展压力，要比他们的祖辈、父辈更大。
“这一代人如果想继续保持股份公司的发展速度，带动村里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就需要二次创业。但这一次他们靠的是自己的智力和见识，靠的是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和运营思维，而不是土地这些硬性的生产要素”。
南岭村的年轻人也切实感受到了压力所在，以致转型升级这样宏大的话题也成为村里年轻人的口头语。“每次开会，书记和同事们都会谈转型升级，大家都有紧迫感。”林琦听说，这几年村里已经通过腾笼换鸟，引进了一批高端产业，物业的租金水平上涨了一倍。
“未来我们应该还会再淘汰一批低端制造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李力发现，近几年为了发展，村里还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现在南岭村许多重要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是南岭村村民，比如求水山度假村副总经理、村委会办公室主任等，这些岗位的负责人有的是高薪聘请的‘海归’，有的是从内地挖过来的人才”。
“创业难，守业更难，而守业的希望是落在我们这代身上的。”李力说，南岭村越来越注重下一代的培养。作为塑造价值观的一次重要培训，每年暑假，他都要和其他干部一起，陪着村里的孩子们去山上村里投资建设的训练营参加为期一周的军训、村史学习和田间劳作。“山上蚊虫多，田间劳作要光着脚踩在泥里去插秧，大太阳一晒很多孩子就坚持不住了，哭着要回家。但这是规定动作，任何人都不许请假，必须坚持！”
对于正在经历的巨变，林琦们开始越来越关注有关社区股份公司改革的新闻，虽然自己能力尚浅，但还是想了解更多，“是改革就会有好也有坏，但我们仍然相信南岭村的未来是好的，至少，我们会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
（为了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张铭、林琦、李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