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丧子父亲来华卧底调查致幻剂：需要1个答案
2013年，Rodney亲吻因服致幻剂跳楼而躺在病床上的儿子。为此，Rodney今年来华卧底调查供应商。《60分钟》节目截图
■对话人物
Rodney
50岁，来华卧底调查的澳大利亚父亲。两年前，儿子普雷斯顿因服用致幻剂跳楼死亡后，Rod开始反思致幻剂对青年人的危害。2014年10月，Rod发起成立一个名为sideffect（中文译为“副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旨在教育青少年认清致幻剂的危害和征集药品走私的证据，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找中国的致幻剂供应商，并来到中国卧底调查。
■对话动机
9月13日晚，澳大利亚第九频道《60分钟》播出《卧底在中国》。节目讲述了澳洲少年普雷斯顿因服致幻剂跳楼身亡后，悲痛欲绝的父亲Rod追根溯源找到一家位于安徽合肥的致幻剂供应商，假扮成富豪探寻致幻剂交易及贩运的“卧底”经历。
节目播出后，这位勇敢的父亲，不仅赢得澳洲网友纷纷称赞，也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Rod说，他的目标就是让这些以医学研究为幌子生产致幻剂的供应商曝光，也希望中国政府介入，取缔这些公司。
儿子的死是无法接受的
新京报：是儿子的死促使你去调查致幻剂？
Rod：2013年2月，学校的一次舞会上，我的儿子普雷斯顿服用了同龄朋友从网上购买的合成致幻剂，随后，产生幻觉，以为自己会飞，从阳台跳了下去。
儿子的死对我们来说是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每当看到妻子和女儿哀伤的眼神，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们。
我的儿子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不应该死。我一直想要一个答案。
新京报：怎么找到致幻剂来源的？
Rod：不是我调查的，是澳大利亚警方。普雷斯顿死后两个礼拜，警方查明，他服用的是25i-NBOMe（俗称“开心纸”），一种类似LSD的致幻剂。警方还在普雷斯顿朋友的家里，找到了药品的标签，显示它们来自中国。
新京报：当时就决定要来中国卧底？
Rod：并没有，我内心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但当时还不了解致幻剂。不过，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致幻剂相关的信息。
我对亚洲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如假装商人，在网上找到不同的卖家咨询，后来发现很多国家并不制造像25i-NBOMe和a-PVP（俗称“浴盐”）这样的致幻剂成品，它们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购买原料，然后再制作成品。很多生产厂商都说，他们是以医学研究为目的制造的。
装作很有钱很想买的样子
新京报：怎么找到中国供应商的？
Rod：之前一直也在了解，在google上输入关键词“25i-NBOMe”和“China”就能找到很多卖家。
直到今年3月，我在一家叫EC21 Trading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出售25i-NBOMe的中国卖家。他们的网页上留了联系方式，我加了他们的Skype，然后告诉他们，我很有钱，想买25i-NBOMe，他们非常高兴。之后好多次，他们在Skype上联系我，说非常希望见到我。
新京报：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
Rod：我很擅长博得别人的信任。在来中国见面之前，我已经和卖家在skype上交流了很多次，表现出很想买他们东西的样子，而且刻意表现得我很有钱。他们可能真的太想要赚我的钱了，所以也没有太多戒心。人不说话，但钱会说话。而且这些销售人员都很年轻，20岁出头，大多数都是20到23岁。
多次联系之后，我了解到，这个供应商有两个工作地点，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合肥。在合肥有两个办公点，每个点有差不多8个工作人员，其中有6个人是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负责联络。
新京报：有没有评估过卧底的风险？
Rod：在来中国之前我就知道这个任务肯定是危险的。不过好在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妻子和女儿也都想要找到一个答案。在出发之前，她们给我说了好多好多个“good luck”。或许她们也会担心我，但并没有告诉我，只跟我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拿着旅游签证到了合肥，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危险的，毕竟要面对的是制造致幻剂的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就不忐忑了，因为对方都是没什么经验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卖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联系《60分钟》偷拍交易的过程？
Rod：之前因为普雷斯顿的死，《60分钟》已采访过我很多次。今年6月，我再次找到他们，说了我想去中国调查的计划。他们非常认同，也觉得我们应该近距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派了一个制片人和一个记者与我同行。
新京报：什么时候从澳大利亚动身？
Rod:今年的8月10日。到合肥的第二天，我们就和供应商联系了。8月14日回国，中间和卖家在Skype上联系过很多次。但只见过一次面。
新京报：第一次见面紧张吗？
Rod：有点紧张。我知道这也很危险，但这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见面后，我发现这些卖家年轻、没有经验，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卖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他们问我可以出多少价，需要哪些药品。当时介绍了四五种致幻剂：a-PVP，1公斤1100美元；25i-NBOMe，1公斤6300美元。
新京报：这些药怎么运到澳大利亚？
Rod：他们一般通过国际物流公司空运，声称7天就可以运到我面前。并且，他们擅于把这些药品伪装，从而躲过海关的检查。他们还说，澳大利亚很安全。即使万一被查到，损失也不用我承担。
新京报：最后买了吗？
Rod：当然没有，买这些药品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他们介绍完之后，我就借口还要考虑一下，离开了，之后没有联系。或许后来他们怀疑我了，但我不确定。
新京报：为什么不向中国警方报警？
Rod：别人告诉我这种药品交易在中国并不违法。拿着偷拍的视频去报警？我不可能这么做，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谁值得相信。
希望别人不承受同样的痛苦
新京报：中国之行达成预期目标了吗？
Rod：当然。我的目标就是让这些以研究为幌子生产致幻剂的供应商曝光。我也并没有想要这些供应商受到惩罚，我只是想要这种药品的生产停止。我讨厌这些人通过把这样的药品卖给年轻人的方式赚钱。
新京报：以后还会来中国继续调查吗？
Rod：不会了。至少不会再因为同样的目标来。
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介入，至少取缔那些打着医学研究旗号生产合成致幻剂的公司。
新京报：觉得政府应该做更多？
Rod：合成致幻剂处在法律的空白地带，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局就能默许企业生产这样的杀人药品。就像日本人说他们捕捉鲸鱼是为研究的目的，但事实上，他们卖鲸鱼的肉来赚钱。那些企业也只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售卖合成致幻剂而已。
以前我也向澳大利亚政府反映过合成致幻剂的危害，但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对我所居住的珀斯来说，合成致幻剂是冰毒后的第二次毒品浪潮。对中国可能也是新的挑战。
新京报：你准备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Rod：我会继续敦促澳大利亚政府提高边境的安全性，教育年轻人认识到致幻剂的危害。我很高兴，这一年我通过sideffect提高了社区年轻人对致幻剂的警惕。很多的家长也注意到致幻剂的危害，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孩子。
在节目播出后，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伟大的父亲，感谢我揭开了黑幕。但我更希望通过努力，让其他家庭不要再承受和我们一样的痛苦。
新京报记者 张维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