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往何处去？香洲法院的“经验之谈”

“反家暴”往何处去？香洲法院的“经验之谈”

来源：南方日报

《反家暴法》的出台将有助于改善“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相混淆的社会观念，形成爱家护家的社会氛围。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这部法律如何具体实施，是社会各界非常关心的问题。香洲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供参考。对家暴说不，下一步可以如何再出击？

执行保护令有赖于公安发挥作用

段莉红原以为，孩子的出生能改变与其丈夫尹力的感情状况，让他对自己好一些。但让段莉红失望的是，孩子才刚刚满月，丈夫又开始对其拳脚相加。

以后的日子里，段莉红多次报警，警察也对尹力屡次教育，但他的暴力行为却变本加厉。段莉红被逼无奈，向香洲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记者从香洲法院了解到，一般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并不会偶尔发生，即使法院发出保护裁定，施暴人仍然有可能予以违反。于是，家庭暴力的制止和干预就需要法院和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

根据《反家暴法》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由法院执行，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但双方职责如何具体协调，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据悉，在反家暴工作全国座谈会上，许多法院代表都曾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工作应更多交由警察完成，或至少更多地向其倾斜。

以香洲法院为例，虽然此处构建起了“法院＋公安”的联动机制，但在保护受害人方面时效性仍需加强。法官的本职工作毕竟只是审判，侧重于家暴行为的事后干预和处罚。

“当家暴发生时，受害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还是报警。因为只有警察才能对施暴人进行即刻干预。”代敏坦言。所以，法律在后续具体操作时可考虑这一实际情况。

受害人举证责任标准可适时降低

“他赌博没钱，就问我要。我不给，他就拽着我的脖子，将我拖至卧室，拿走我包里的钱。我立马就报了警。”在香洲法院的一起案件中，疑似受害人吴萍芳边说边拿出当晚的报警回执和颈部红肿、渗血的伤照。但她没有证据直接证明伤害是由丈夫孙亚丰造成的。

对此，孙亚丰也回应说：“颈上那些伤不是我弄的。当晚我只打了她一巴掌，这怎么算家庭暴力。”但孙亚丰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实际上，由于家暴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隐蔽性，证据认定也因此成为审判难点。《反家暴法》只明确将公安出警记录、告诫书等列为家暴事实认定依据。除此之外，并无进一步指引。

几年的试点工作让香洲法院总结出了一些证据认定上的经验，并在符合涉家暴案件规律的基础上，实行一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转移。

一般情况下，案件的审理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但这要求受害人在遭受暴力伤害后提供直接目击证人，或录音录像等信息。针对家暴案件的特殊情况，如此举证常常将受害人置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为此，香洲法院在加大调查取证力度的同时，只要求受害人证明自己受伤、指认施暴人、作出符合逻辑的受伤经过陈述。三步过后，举证责任就转移至对方，由对方证明伤害非自己造成。

以吴萍芳的这起案件为例，她本人已指认孙亚丰为施暴人，照片和报警回执也证明自己受伤，并且作出了符合逻辑的陈述。举证责任就转移至孙亚丰身上。最后，香洲法院综合案件材料认定孙亚丰构成家庭暴力，判处离婚，并发出保护裁定。孙亚丰本人也未提出异议。

记者了解到，香洲法院的这一举措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效果。虽然受害人的举证标准降低了，但案件却很少会被上诉，少数上诉的案件也基本维持原判。

未来可将“性暴力”纳入家暴范围

天才刚刚亮，刘蔚玲便冲进了珠海市区离家最近的派出所，对民警哭诉说，我被丈夫强奸了。

可是双方还是夫妻关系，这该如何是好？现场民警有些为难。他们叫来了刘蔚玲的丈夫田晓钟，对其进行讯问。田晓钟在承认强行发生性行为的事实后，悔罪态度明显，经民警劝和，这件事便得到解决。

然而没过多久，田晓钟就再次对刘蔚玲拳脚相加。刘蔚玲被逼无奈，来到香洲法院起诉离婚。这起案件最终认定田晓钟构成“性暴力”，证据便是派出所讯问时所作的笔录。

但施暴人主动承认性暴力的情况着实少见。大多数时候，类似案例到了法庭上，可能施暴人一否认，案情就纠缠不清。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的性暴力中，施暴人可能未对受害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并且此种伤害也不易证明。另一方面，性暴力给受害人造成的屈辱或精神痛苦却非常严重。

在2008年最高院出台的涉家暴审理指南中，“性暴力”被明确予以列举。《反家暴法》的文本却未见这三个字。但这部法律在界定“家庭暴力”时以“等”字留下解释空间，为以后适时纳入“性暴力”留下余地。（文中家暴案例人名均为化名）

(南方日报记者 崔森 通讯员 张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