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详解“反腐新常态”:官员对纪律制度存敬畏感

26.08.2014  17:18

  “‘四风’是长期形成的痼疾顽症,纠正‘四风’不可能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巩固和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盯住一个个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作风整体转变。”这是王岐山昨天参加政协常委会的一段讲话。

  近两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让公众对于未来几年内的反腐工作有了更高期望。高压反腐下,中国社会将呈现哪些变革?本报专访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讲述反腐“新常态”的构建与走向。

   自媒体时代,官员说什么、做什么,成本非常高

  北京晚报:您曾谈道,反腐的效果在于“官员知怕,社会知变”。如何理解这个“”与“”,有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高波: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反腐的新常态。既然说到“”,就有一个变化的标准和衡量。从深层次来看,就是官员对制度、对纪律、对群众监督要有敬畏感,可以说是敬畏感的复苏。

  我们将“八项规定”公布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尽管现在还能看到违纪案例,但无论是从我们调研结果,还是每个公民的感受,可以说官员心中有了怕的意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总结起来就是敬畏制度,敬畏规则,敬畏民众这三个敬畏。

  我们要打造制度的笼子,但如果官员对制度的笼子毫无敬畏感,时时刻刻想的都是钻制度空子,那是很可怕的;在社会规则层面,我们面临着“新治理革命”,全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要适应现代文明的标准,我们今后不能再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滥用手里那一点点社会权力;第三个就是敬畏民众。不能只要是当了官,占有了公共职位,就成了特权人群,公仆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是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拿起手机,官员你说什么、做什么,成本非常高,我只要录下你说的话,放到网上,就形成了网络监督。

  应该说,这三个敬畏正在悄然复苏。当然,人有所谓的惯性、惰性乃至于弹性。中秋将近,我们看到月饼问题又穿上高科技的隐身衣了,比如通过短信、二维码的形式赠送,这就要求应对方式也要升级。

   管权管人,前提是管钱,管不住这个,其他都是瞎掰

  北京晚报:从浅的方面又如何理解呢?

  高波:从浅层次的角度来看变,也有几个指标。

  首先,我们看到中纪委的网站,现在可谓全世界围观度最高的网站。这样一个核心的、敏感的、过去神秘化的领域,现在以极大的开放度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说是“纪务公开”,第一时间尽可能地响应公众的监督诉求。

  第二点,廉政离不开财政,原来叫管住“印把子”,我认为实际也要管住“钱袋子”。我们注意到从新一届中央集体,以“八项规定”为一个标志,要政府过紧日子,老百姓过好日子。从“四公”的角度——“三公”再加上一个公款送礼——都进行管理。我们常说,公权再小也不能纵容,公款再少也不能漠视,现在是“逢节必令”,每逢过节,政府就明令要管月饼管鞭炮,这背后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管住公共财政的私用滥用。这实际上是很高明的手段,要管权管人,前提是管钱,管不住这个,其他都是瞎掰。财政的从严监管,是现代的管理方式,我想这个变化是长远的。

  第三点,要看对公务人员利益相关人的综合治理。过去我们常说的“裸官”、“房叔”、“贪官外逃”这些问题,不好查不好管,十八大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网也是越收越紧。比如说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推出,这些规则建立起来后,官员的说谎成本就很高了。再有我们与加拿大签署了没收财产的分享协定,和美国分享银行信息,这些都对追赃追逃有很大意义。中纪委则成立了国际合作局,就是要扩大国际合作,从金融、司法等一系列角度去追赃追逃。当这一系列东西形成一张大网,那么从官员本人到他的家人,从权力的行使人,到利益相关人,不管你是在职还是退休,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管起来。

  现在有个说法是政协官员是高危领域。原来我们讲政协就是退居二线,安全了,可现在的政策一样是“零容忍”,从这个意义讲,打击贪腐的模式已经切换升级。

  再有一个就是纪检部队的变化,无论是大案、要案的查办,信访的收取量,立案率结案率,都翻番增长。开句玩笑叫做跑赢了GDP,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可以看到,这四个层面都在变化,而且要变成常态化,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新常态”。

   有人说贪官抓这么多,省委都没法开会了,现在看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吗

  北京晚报:您提到“零容忍”的概念,外界对这一概念有许多争议,比如有一种理解是,零容忍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只是“绝不再犯,既往不咎”。

  高波:从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还没有看到宽容忍的迹象。

  而“零容忍”有几个维度。一个是社会心理的维度,原来有一种臭豆腐心理,叫“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或者说叫“羡腐心理”。当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就厌恶腐败;等我有权力,一样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要改变社会的这种心理,在这个维度实现零容忍,实际是很难的。

  第二个维度是执法机关在查办贪腐案件中的“零容忍”,是工作层面的零容忍。我们说要加强对案件查办机制改革的推进,要防止时轻时重,不能忽宽忽紧。近一年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大。周永康案件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原来说“刑不上常委”,那是旧常态,现在的新常态,就是要在工作层面的零容忍。

  第三个维度是法律制度的零容忍。这方面体现得很充分,例如八项规定精神公布后,地方政府都有实施细则,我们说叫“反腐入微”,落点很清晰,效果很具体,要一点一点地改变,相对于空谈道路不落实,是非常有效的。让制度的笼子越来越密,也就形成零容忍的制度基础,这一点很重要。

  第四个维度是政治立场上的零容忍。中国的反腐败,绝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自我纠错机制,是没有特区没有禁区的。习总书记说将反腐败进行到底,就是为了我党长期执政的目标,对腐败必须零容忍,这也是政治的底线,老百姓讲话,这是你分内的事。

  原来总有这样的说法,说反腐差不多就行了,抓出这么多贪官,社会要出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人说贪官抓这么多,省委都没法开会了,现在看,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吗?为了实现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就应该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西方媒体说,中国上半场的胜利属于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胜利,那么现在就是到了下半场,能不能取得真正意义的胜利,就要看能不能坚持到底。

   对短期经济降速宽容忍,对腐败零容忍,实际是在做多中国

  北京晚报:目前的反腐和廉政建设工作中,公众都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官员阶层的“消极抵抗”,如降低公务员福利后,有大量公务员诉苦的报道;此前车改政策出台,又有官员称今后“少出差”。

  高波:有些官员说隐性福利减少了,说为官不易,我说这叫做“官娇”,为什么要撒娇,就是有变化,他们感受到不舒服了。

  在旧常态下,官员认为,我的合法收入是低的,但我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是无限的,实际占有的福利资源是较高的,职务影响力是没有边界的,贪腐利益链条是被宽容忍的。但新的常态下,全社会面临重启,在职业化、专业化的驱动下,从公共伦理到职业操守,将带来一次社会进步运动,这不单单涉及到官员。在全社会进步的洗礼下,就要荡涤我们那些不够文明不够现代化的残渣余孽,无论它是思想形态的,还是行为形态的,无论是明制度还是潜规则,无论是市场领域还是党政机关领域。

  说起来好像很抽象,但一点也不虚幻。比如“光盘行动”,这就是新的勤俭节约观,它与之前物质匮乏时的勤俭节约是不一样的。是低碳的、环保的、绿色的,是新的文明生活方式,是新的文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问题。

  那么新常态下的官员,你从事的是公共职位。比如央企高管薪酬调整,今后的央企高管,你就不要认为你的职位是获取高额利益的护身符,这就是一个公共职位,公共职位的核心就是公共性。就意味着你的薪酬不能由自己定,你的职务消费不能你们内部自己控制,不是原来那种“可算轮到我当领导了”,这就是观念变化,是社会的进步。

  官员也是公共职位,它的好处是稳定、社会尊严感比较强、有可预期的退休保障。而对你的要求,就是既要干净,也要干事,要有相应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职业愿景。所以说今后观念要改了,如果觉得接受不了,那你就别干了,何必在这儿撒娇。

  北京晚报:但从短期看,确实可能存在一个“人心惶惶”的时段,而经济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失。

  高波:从经济的概念,这就是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问题。你是要旧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建构新常态下的新经济结构。你是选择黑色、灰色的GDP,还是要绿色的GDP,我有一个形容词,阳光下的金色GDP。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短期经济降速要宽容忍,对政治领域要零容忍,而这样做,实际是在做多中国。(本报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