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希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希腊既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19世纪20年代，希腊从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由于其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希腊很快成为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目标，俄罗斯、奥匈帝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都在希腊独立后的不同时期对其内政外交产生过较大影响。二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与斯大林所做的秘密交易“百分比协定”保证了亲西方势力在战后希腊的国内政局中占据支配地位，但这并没有阻止希腊内战在二战后很快爆发，正是这场内战促使美国出台了“杜鲁门主义”（美国决定援助希腊、土耳其政府，反对其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冷战中希腊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中，于1952年加入北约（NATO），同时随着欧共体的自主性自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加强，希腊加强了与西欧的联系，并于1981年正式加入欧共体。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从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走出来，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世界权力格局在其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希腊似乎未能很好地适应变化的新世界，后冷战时代的历届希腊政府缺乏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决心和方案，当前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正是这类问题的集中体现。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希腊在二战后恢复了君主制，1967年军人政变将其推翻，但军政府很快又于1974年被推翻，希腊自此建立了共和制，代表中右势力的“新民主党”是首个执政的民主党派，20世纪80年代代表中左势力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后文简称“泛希社运”）长期主导希腊政局（1981-1989；1993-2003）。进入21世纪希腊的两大政党新民主党与“泛希社运”轮流主导希腊政局。2012年希腊国内政治势力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左翼激进联盟”从一个松散的竞选联盟转变为独立的政党，并迅速在议会中获得重要地位，一举成为希腊的主要反对党。这样，希腊国内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左翼激进联盟党”、“泛希社运”与新民主党三足鼎立，外加若干其他小党（如极端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希腊共产党）的政治格局。

　　2015年1月希腊议会选举后主要党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重要变化。由于新民主党与“泛希社运”联合政府解决债务危机的成果乏善可陈，希腊国内选民逐渐对其失去耐心，中间党派势力迅速衰退，左右极端势力都大大增长，尤其是“左翼激进联盟党”第一次获得了组阁的机会。右翼势力在此次选举中也有显著增长。传统的两大主要政党新民主党与“泛希社运”的支持率都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泛希社运”，它只获得议会选举中的4.7%的选票（13个议会席位）。主流政党势力的消退和左右极端派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是危机压力下民主政府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人们对主流政党解决社会危机的能力表示失望，因此希望求助于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力量来解决眼下危机，新总理艾利克斯·齐普拉斯（Alex Tsipras）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当前希腊的领导人。“左翼激进联盟党”的上台得益于两大传统政党无力解决当前希腊的经济、社会危机，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获得权力与行使权力所需借助的政治力量截然不同，后者需要跨阶层、跨党派的支持才能顺利运行。齐普拉斯的政党有没有勇气抛弃阶级与党派偏见向更广大的希腊民众提出改革诉求，民众对其各项改革方案将如何反应，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希腊未来的政局。

　　那些讨论民主制度的政治哲学家总是言必称古代的雅典城邦，它是民主制度的“理想类型”，人们不应简单推想当前希腊政府仍享有那份殊荣。民主制度的实质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大众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治，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保证，现实是，当前希腊的政治腐败已成为希腊社会广为诟病的一个现象，政治家普遍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同时，主要党派的政治家大多缺乏政治决断，在引导国家向什么方向发展问题上相互推诿，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如齐普拉斯将国内经济改革（以及更急迫的债务重组）方案交予民众表决，这样，如果希腊改革失败了，决策者可以将原因归咎于“人民的选择”，在民众需要有远见、决断力的领导者的时候希腊政治家大多选择了逃避责任。各政党在面对危机时也缺乏必要的团结，这势必影响了国际社会援助希腊的信心。希腊的政治僵局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推诿，拒绝妥协的结果，它的更深刻根源则在经济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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