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意义、方法

07.11.2014  08:09
    来源: 人民网-理论频道

 

 

摘要

随着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但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却缺乏了解。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中国学者的研究目的、方法和意义,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学术基础之上的,这与国外汉学家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希望能够在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同时,让海外汉学家也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学者的研究。同时,对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和一部分学术研究者,也提出忠告,向国外学习固然重要,但要切记,交流必须是平等的,不要挟洋自重,看到别人的优点,也要看到自己的优点,这样的交流才是有意义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渐渐地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即中外学术交流存在不平等现象:中国学者非常认真地倾听外国学者的声音,阅读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学术观念;而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与文化的汉学家总数并不多。由于外国的教育体制与中国的不同,外国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方向如果有四、五名教授任教,规模就算比较大,著名的一流学者更少;同时,中国学术界对外国学术界吹捧过高。中国大学频繁邀请为数不多的汉学教授来讲学,并提供丰厚待遇。实际上,外国的汉学教授水平良莠不齐,有一批教授,也包括改革开放后到外国任教的中国年轻学者,水平很高,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但我所认识的部分汉学家水平有限。在中国政府大力斥资帮助中国学者了解世会,也希望能就此题目与国外同行交流。

中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教学对象等方面截然不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方法来看,外国学者在阐述、分析问题上拥有一些先进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实,先进与否不能简单地下定论。我们只能说,外国学者使用的方法与中国学者使用的不一样。外国学者有一贯的哲学传统作为文学、历史等各方面研究的基础。基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但决不可以此为标准。另外,个别中国学生因为尚不具备判断研究水平高低的能力,更倾向于接受与中国教师讲授内容不同的观点,盲目推崇外国学者,也有部分中国教师过分崇拜外国学者。例如,我有一次开会遇到一位曾在美国进修的老师,他毫不掩饰地以非常荣荣耀的口气地大谈他在美国的导师,其实他的年龄和那位导师差不多,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绩,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菲薄。还有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同学在网上撰文称,中国老师讲陶渊明的一句诗,自己一直没有弄明白,而到国外后,听了外国教授的讲解,立即就明白了。我实在不明白在文献的阅读上,外国老师怎么会比中国老师讲得更明白?我并非排斥文化与学术交流,而是提倡平等的交流,双方要彼此尊重。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就文本的阅读和对文献的把握、理解而言,中国学者的水平无疑高于外国学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把握比较好,他们中很多人现代汉语水平不错,但理解上也会有一定困难。古代文学研究则不同。拿到一个没有句读的经史文本,连我们母语者都存在阅读和理解困难,更遑论外国人。即使读懂了,对文本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把握比中国人好,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针对上述现象,我想就以下七个方面来阐述我的个人观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与讨论:

一、 古代文学研究要遵守历史学的规则;

二、 古代文学研究在还原历史原貌基础上研究现象发生的原因、发展条件、嬗变的规律;古代文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建立科学的命题,以科学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尽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三、 考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作用和使用的原则、方法;

四、 传统目录、版本工作的意义以及当前电子文献使用的利于弊;

五、 古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传统作基础,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古今结合,不可偏废;

六、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艺术性问题;(人文学科应是科学与非科学的结合)

七、 学科的理论总结和文学史的描述,必须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以著名文学史研究家曹道衡先生研究为例。

以下节选部分章节:

一、古代文学研究要遵守历史学的规则

1.古代文学研究属于历史科学,因此当然要遵守历史学研究的规则。

古代文学是指发生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文学的写作、特征、发展的过程和阶段等历史现象,因此它属于历史科学,既然是历史科学,当然要遵守历史科学研究的规则。

历史学有许多定义,但其基本内容离不开对历史上的事件进行叙述、整理、和分析,进而研究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及发展的规律。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客观存在性和真实性特征,这个特征也同样适合于文学史。因此,古代文学史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叙述、分析,研究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演变的规律。文学史研究必须依据历史学的原则,比如历史学对历史时段的划分、对历史材料的梳理、使用、对历史总进程的把握等。

2.历史学的观念、手段、方法,也同样适应于文学史研究。

历史学的观念,在客观还原历史现象原貌的基础上,把握历史的进程。历史现象的研究,必须是在真实、客观的前提下。当然,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有许多不同的理解,能不能达到真实,都存疑问。但是,首先是真实,才能谈到判断和评价。中国古史传统强调实录,当代人的理解就是如实记录历史事件,当然实录传统的建立,其实与儒家观念相关,比如班固以为实录传统就是不虚美,不隐恶,是指的《春秋》传统,但孔子修《春秋》其实已经删削以为褒贬,故其义已经不是後世理解的实录了。但是,不论如何,後人已据《春秋》大义,对历史的写作提出了据实而录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即据事实,无寄空言。故古代文学研究,以探讨历史真实面貌为目的,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3.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历代学者建立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规范,这是新学科所没有的。以学术规范为例,这其实并不是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国古代学术研究,

很早就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成果形成了比较严格的规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总结清乾嘉学派的学术规范称为正统派学风,计有十三条,其曰: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梁启超称此种朴学,其中坚是经学,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此虽论经学、史学,然施于古代学术均可,古代文学研究者正是以此研究精神和规范在工作。

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

在还原历史原貌基础上研究现象发生的原因、发展条件、嬗变的规律;古代文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建立科学的命题,以科学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尽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古代文学现象的产生,有许多原因,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近来西方历史学提出一些新看法,认为历史往往并非是有规律的、必然的,往往是偶然的、无规律的,历史的真实可能永远都不能还原。我们不反对这种认识,事实上这种认识的确说明了历史研究的某些事实。我总认为,任何一种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都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总体思想条件,乃至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会产生特定的要求,而这要求便会产生相应的观念和方法,这种观念和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当然,当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这种观念和方法所固有的缺?就越来越明显,也就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旧的观念和方法进行修正和革新。尽管如此,旧观念和方法所取得的成绩,并不能抹煞,後来者仍然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对我们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我们认为,将古代文学现象视为可知的,可以认识的,也就是说可通过材料的分析,以探索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和规律,力求尽可能在还原历史原貌基础上探究成因,并尽量清楚、明白地描述发展的进程。我们承认历史现象的成因很多,而且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认知,但这并不会让我们灰心,我们应该在正确的观念指引下,使用规范的、科学的研究手段,认真、细致地分析历史材料,审慎地提出看法。观点容或有争议,但学者使用的手段是否正确,则应是判断的前提。

附带说一下,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有每一时代的特征,都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该时期能够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有价值的学术传统。当然,各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不要因为这种局限就否定这种有特征的研究。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的研究是最完整、最完美的,是没有局限的。人类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

三、 考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作用和使用的原则、方法

明确了古代文学的性质和目的,也就确定了古代文学研究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使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传统学术常用的依据材料,实事求是。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其实执行起来却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当今的学术界,真正能够认识到材料的重要性而且认真做调查的学者,确实不多。这有两种基本的情况,一个是认识到材料重要,但因为考核指标的压力难以静下心来读书、积累学问;另一个则是完全不重视材料,认为理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靠二手材料足以写出漂亮文章,达到多快好省,短时间内便可以获得名利。

这两种情况当然是不对的,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积累知识,而积累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需要读书,需要认真调查和分析材料。古典文献材料浩繁且分散,需要研究者具备文史哲多方面的知识积累,材料在好的研究者眼里是活鲜的,是有联系的。反之,如果不是好的研究者,材料则是单一的,互相之间缺乏联系。此外,古代文献提供的材料,需要研究者分析、考证,在研究的层级上进行分级处理。因此,考证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基础。考证是必须的,因为可以保证研究者使用的材料可靠。学术界对考证有许多误解,有的人以无知为睿智,尝听某学者说,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考证牛顿是在哪一棵书下吗?是哪一个苹果吗?这话表面上听来似乎有道理,但是古代学术的考证并不是简单地做这样的比喻的。如上文所说,古代文学研究是要解决现象形成的原因,如果对现象产生的背景不了解,则有可能发生误解,当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古代文学研究需要考证,考证的理由和方法也是非常复杂的。考证本身是一门科学,在考证的整体要求中,不能简单地说哪一种考证是有用的,哪种是无用的,甚至是无聊的。即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如果研究牛顿这个人,当然要对他的生平、履历、知识结构的构成、教育的背景等等都要研究。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看到了苹果的掉落,这其中并不仅仅归为偶然,应该是他长期对引力现象有思考所引发的。这样,地点和时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非常多的。比如关于“古诗”的考证,就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辨明古诗产生的时间,才能正确判定五言诗的起源,才能对古体诗向近体诗发展的进程作出正确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