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鳌：文以观史 武以争胜——《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智慧

《三国演义》以历史题材为外壳，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内容；它以社会争胜为主线，将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磨砺成一部争胜方法的集成；它在社会的动态活动中折射出恒定的谋略方法，展现了跨越时空的中国思维智慧。

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积淀

《三国演义》的叙事，从公元180年汉灵帝时的黄巾起义开始，到280年晋朝灭吴结束，历时约一百年。它成书约在元末明初，即三国历史终了后一千余年，其中经历了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在三国时代，董卓、袁绍、吕布、公孙瓒、曹操、孙氏父子、刘备、周瑜、诸葛亮、司马父子等一大批英雄豪杰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业绩与思想精神，这一客观历史过程构成了全书的历史本源。

二是晋初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三国这一“当代史”，百余年后南朝的裴松之对《三国志》又作了广采博征式的辑录引注。史学家追求历史的真实，但对史料主观选择以及回护曲笔，已使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意图初露端倪。

三是唐宋时关于三国的民间故事与传说，这些故事已不执着于历史真实，对人物言行进行了许多主观的设定，实际上已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文化创造。

四是元末明初的文化大师罗贯中以他的如椽巨笔，对三国的历史和故事进行全方位梳理和系统化加工创造，基本完成了全书的撰著，使这一文化产品定格。

可见，《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历史，三国历史是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而《三国演义》是通过对三国人物事迹的追忆、裁剪乃至想象而构筑的一个文学艺术世界，属于后人的文化创造。这一文化创造以三国历史为起点，创造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各代人的文化创造分别依循着当时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三国演义》是以历史之体，载文化之魂。它首先向人们表述了一段并非完全虚假的历史，然而，历史人物最终成了文化表达的符号，人物言行及其行为方式未必忠实于历史，却体现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价值理念。如关羽本是三国时代的普通武将，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则是忠烈、义气、勇武与诚信的化身。中国民间对关羽人格的崇拜，表明了中国社会对这一文化创制的高度认同；后世人欣赏《三国演义》，不是认可其中的历史描述，而是体认、传承它所负载与传达的文化内容。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物，从文化表达的意义上讲，它比三国历史、三国史志更具典型性和鉴赏性。

以争胜为核心的方法集成

三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这段历史经过了豪强割据、军阀争战、三国对峙、晋朝统一的过程。多元竞争、胜者生存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三国演义》承接了这一客观的历史主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和思维智慧演绎了这一分久必合、九九归一的争胜过程。

对特定主体而言，竞争中最难确定的不是选择对手，也不是确认目标，而是要采取的手段。比如，过河目标的实现正是难在桥的设计与建成，因而手段的设定是人们竞胜的关键，也最为后来的人们所关注。《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不断调适和适应这一受众心理，在人物的处事手段上大做文章，刻意深化细化人物行事的机巧。同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含着深沉多样而充满智慧的思维方式，为人物行事手段的多样性打开了空间、提供了依据。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三国演义》在争胜方法的演绎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如赤壁大战中诸葛亮与周瑜传阅的便笺上写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目标—手段—条件”几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有通盘考虑。火攻的手段是当时军中的最高机密，因为它是弱方出奇制胜的关键。后来周瑜安排的蒋干盗书、收用蔡中、怒打黄盖、阚泽诈降、庞统授计、筑坛祭风等，都围绕着火攻手段的实施。这里环环紧扣、多环成链，结链为桥、顺桥成功。其中小手段服务于大手段，每一步的安排都有其目的性，足见手段在争胜中的紧要。《三国演义》中的主帅常给前线领兵的将军授以“锦囊妙计”，吩咐临急打开，内中无不是应对危急的机巧手段。全书把传统文化中内含的争胜技术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现了中国思维方式在争胜中的新颖和奇特。

处事手段抛开了它的个性环境和具体针对性，在一般的意义上就是行事方法。《三国演义》描绘了百年间许多集团、个人与不同对手间的无数争胜活动，以竞争的眼光看，全书正是一部争胜方法的集成。

以谋略为结晶的智慧深矿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大体有三层景观：一是存在性文化，包括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思想这两个不变的文化形态。全书对充满等级尊卑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并对侵害皇权尊严的董卓、曹操等人予以鞭挞，表达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以传统伦理思想为标尺来设定正反人物的言行。二是流动性文化，包括权力争夺、军事争胜与外交争优。这是三种动无所居、常变常新的活动形式。全书叙述几个朝廷与许多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描写了大小数百次战役战斗以及指挥员对各种战争要素的配置思路，还描写了许多割据集团间的政治结盟及其策略。三是恒定性文化。《三国演义》在描述流动性文化各领域不同主体的争胜活动时，赋予其特定思想理念指导下的哲学层面的智慧，在流动的文化中展现恒定的方法。全书描述了刘备与曹操两人长期较量的动态过程，从而把儒法两家行事方法的各自特点与固有短长展现了出来。可以说，哲学层面的方法问题，是《三国演义》文化创造所达到的最深层次，也是其叙述恒定文化的归结。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行事方法，这正是《三国演义》的精华所在。

然而，《三国演义》对方法的叙述极其独特，它没有使用概念语言的抽象形式，而选择了形象化的表达。如全书没有《孙子兵法·火攻》那样的警语原则，却用火烧乌巢、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火烧连营、火烧藤甲兵、火烧葫芦谷等军事活动展示火攻的方法。用综合的、具体的、形象化的方式表达行事方法及其内蕴智慧，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谋略。《三国演义》全书结晶出无数形象化的谋略案例，人物的谋略活动与其文学形象、文化人格融为一体，需要人们通过深入发掘体认来把握。

当代人有了《三国演义》中的大量形象贮备，拥有了中国思维智慧的积累，就能根据意象做出文化创新。只要做出事理的转换，就能激活意象的生命力。《三国演义》中展现的行事方法和谋略，正是这样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魔力”的思维智慧。

《三国演义》表达了集成化的争胜方法，结晶出形象化的谋略案例，隐含着恒定不变的哲学通则。当代社会的国家竞争、发展竞争并没有减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事方法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三国演义》是一座正待人们深入采掘的智慧金矿。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