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忆杨绛:"文革"时如母狮为钱锺书辩护

　　（原标题：叶廷芳忆杨绛:"文革"时如母狮为钱锺书辩护）

　　翻译家叶廷芳今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采访时，回忆了今晨去世的多年老友杨绛先生。他概括：“一句话总结，就是世纪的奇女子——比她岁数大的也还有，但像她这么好的，真是见不到！”

　　今天，作家、翻译家、钱锺书先生之妻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今年80岁的叶廷芳还记得，1964年夏天，他第一次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门口见到了杨先生。“那时候感觉她真的是个窈窕淑女，优雅却又有些柔弱。”他说，那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内心更多是久仰的感觉，偶尔的接触是因为钱锺书先生到自己这里来借德文书。

　　在叶廷芳的记忆里，“文革”初期，有人写钱先生的大字报，杨绛就在这张大字报的边上糊一张小字报，逐条澄清事实。他更深刻的印象是，当时在外文所召开的批斗会上，“我们这些所谓的走资派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只有杨绛，当揭发批斗到钱先生时，她迅速起身为钱先生辩护，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

　　叶廷芳记得很清楚，杨绛当时甚至跺着脚，就是不服，执着地澄清：“你们说的不是事实。”

　　“当时真的如同母狮，难以想象看起来那么柔弱的女子居然可以这么刚强。”叶廷芳说。

　　“文革”时下放到五七干校，杨绛与叶廷芳分在一个劳动组，一起在菜园班种菜。杨先生当时被大家称为“杨老太”，工资也高，别人经常开她玩笑，“杨老太，请我们吃西瓜吧”。杨先生当时总是说：“说实话，我心里也很想请你们啊，就怕之后再说我是收买群众。”

　　“现在感觉这句话，半开玩笑却又有一半事实，有点心酸。”叶廷芳说。

　　令叶廷芳记忆尤为深刻的是，“文革”期间，杨绛先生的女婿跳楼自杀，而她在干校那几年丝毫没有吐露，可见她“隐忍的功夫”。从干校回来后，叶廷芳他们才知道此事。

　　叶廷芳还记得，杨先生的女婿自杀后，他们菜园班的劳动场地上突然出现了个尖头土坟，先生当时自言自语，“连个盖的都没有，该多冷啊。”其实那时正值夏天。后来，叶廷芳才意识到，“其实那是她自己在默默地悲哀”。

　　叶廷芳认为，杨绛与钱锺书也是夫妻中的楷模。当时，菜园班怕人偷菜，搭了个窝棚，杨先生岁数大，大家让她白天在菜园里看菜，比较轻松。她就搬个小马扎，在棚里写东西。而当时，钱先生每天的工作是帮大家去公社邮局收取信件。每天早上送信、下午取信。钱先生每个下午去邮局的路上，会多走100多米，到窝棚那里看看杨先生。“基本上是钱先生站着，杨先生坐在马扎上，把写的东西递给他看，两个人交谈一阵。后来杨先生自己说，这就像太太小姐们的后花园似的。”

　　“真的是相濡以沫。感觉他俩的关系有三层：夫妻，承担义务；情人，感情是真的好；朋友，互相交换观点。杨先生也真心维护丈夫，那时候批判，她居然站出来据理力争，真的是不敢想象，身边哪见过其他类似的事？”

　　据叶廷芳回忆，从五七干校回城后，杨先生与钱先生的4居室住宅被分走了两间。与别人同住，出现了矛盾。一气之下，他们就搬去钱先生的办公室住。一间办公室，两张钢丝床，厨房则在走廊里，他们吃饭特别简单，最喜欢吃小芋头蘸糖。不过他俩很大方，尤其是钱先生工资高，同事来借钱，要是开口借100元，他们就送给对方50元，说不用还了。

　　相交多年，叶廷芳认为，杨绛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外柔内刚”。钱先生去世前夕，他们的女儿钱瑗就已患了癌症。当时杨绛瞒着钱先生，不让他知道女儿的病情，只说“瑗瑗最近身体不好，过几天就来看你”。结果，一次、两次、三次，“后来钱先生估计也看出来了，就生气了，不说话”。

　　谈及杨先生的翻译水准，叶廷芳表示，“文革”结束以前，巴洛克文学在中国属于禁区。但杨先生大书特书巴洛克流浪汉小说，这体现出她的勇气和眼光。

　　当年在五七干校聊起翻译专业时，大部分人都说自己一天能翻译1500字～2500字，但杨先生说自己一天就能翻译500字。“我们当时都哈哈大笑，因为根本不信，觉得她在开玩笑，因为我们都能翻译2000字，你杨绛怎么可能？”叶廷芳记得，杨先生很认真地站起来解释说，她翻译是要先把原文拆散了，译清词义，再按照汉语的习惯拼起来，绝对不是直译。

　　杨绛直到晚年以后仍然保持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叶廷芳致电问候，当时103岁的杨绛问他：“你还唱《克拉玛依之歌》吗？”

　　叶廷芳极其惊讶。这是他退休以前在外文所时唱的一首歌，而杨先生自60岁退休后就很少来外文所了。她居然还记得一个晚辈许多年前爱唱的歌曲。

　　折服的叶廷芳对着电话激动地说：“杨老太，你可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