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房叔被曝违规卖地千亩 每亩1万征收3万卖出
9月29日，方广云在庭审现场。当日，“合肥房叔”腐败窝案核心人物方广云在安徽省庐江县出庭受审。 记者 郭晨 摄
拆迁涉及３００多村民，却有５００多人参加分房；“房叔”骗房有流水线：户口有人办、账目有人算、拆迁办批准、手续很齐全……备受社会关注的“合肥房叔”腐败案日前经审理基本查清：十余人套取１４０余套安置房，社居委、户籍民警、拆迁办竟是背后联手“圈”房的“铁三角”。
９月２９日，“合肥房叔案”核心人员——安徽合肥市新站区原站北社居委书记方广云在安徽庐江因病被抬上法庭受审，他被控套取及协助他人套取安置房６３套，涉案案值１２３６万余元。
套取安置房６３套 社居委书记变身“房老虎”
现年６５岁的方广云，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１年，在合肥市东北城郊接合部任村支书、社居委书记达１５年之久。其间，其所在村庄变成了社区，村居拆迁建起了住宅楼。方广云从一名基层干部变成“房叔”，就发生在这城镇化的过程中。
２００５年前后，方广云所在的站北社区部分村民组开始拆迁，２００９年安置房建成后陆续回迁。但不少村民发现，回迁小区里住进来很多陌生人，当年拆迁涉及３００多村民，如今却有５００多人参加分房，多出来的人从哪儿冒出来的？
王可翠、方义虎等多村民开始调查，他们通过对比房主姓名、电话、水电缴费单，发现３８０多套安置房里有１３６套是违规分配的。如方广云家并不属于这批拆迁安置，却用其女婿、侄女等名义分了十多套房。村民们另外发现，村里拆迁前突然迁入１８０多名外来人口，不少人分到了安置房，甚至一个外市户口的人分了８套房。
２０１２年底，站北社区１２名村民实名举报方广云“非法侵占１３６套安置房”，随后合肥市纪委等部门介入调查，方广云也因此被网民称作“合肥房叔”“房老虎”。
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取证，９月２９日，方广云在庭审现场被控如下犯罪事实：２００５年以来，方广云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骗取安置房１８套，以及拆迁补偿费、安置费，合计价值３９８．４万余元。另外，方广云２００７年以来受贿６万元，徇私舞弊致使他人非法获取安置房４５套，拆迁补偿费４４．８万余元，共造成公共财产损失８３７．９万余元。
“腐败铁三角”：社居委、拆迁办、户籍民警联合骗房
举报方广云的村民们告诉记者，随着这十几个人落网，他们统计，查出来的非法套取安置房加起来已超过１４０套，“比我们举报的１３６套还多”。
方广云等人是如何突破国家房屋拆迁安置规定，大肆骗房的呢？
——违规迁户。如方广云的女婿范某户口原在合肥市庐阳区，方广云却通过派出所，违规将其女婿等５人的户口迁至本社区，并伪造拆迁房屋登记表等，为其骗取３套安置房。
——虚增人口。方广云被控与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磨店派出所原户籍民警詹卫东共谋，在站北社区虚增张宇飞等５人的户口，方广云再出具虚假拆迁安置证明，套取安置房３套。
——盗用户籍。方广云与合肥市原瑶海工业园拆迁办多名工作人员相勾结，私自盗用本地多名村民的户籍参与分房，然后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再转卖。甚至几名已去世多年的老人，也被冒名用于骗房。
透视这些手法可以发现，社居委、拆迁办、户籍民警共同突破了拆迁安置的三大关键环节，形成了“联合造假、共同骗房”的“腐败铁三角”。其中社居委书记方广云、拆迁办副主任范正东、民警詹卫东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与站北社居委和临近社区的多名干部，以及多名“有关系”的社区居民，共同组成了“骗房团伙”。
有群众这样描述“房叔骗房流水线”：“户口有人办、账目有人算、书记往上报、拆迁办批准、手续很齐全、房子搞不见。”
被占房未腾退 “房叔”又涉违规卖地
目前，站北社居委多名村民举报的“被非法侵占１３６套房”已基本查清。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房子将如何处置。
他们介绍，这些房子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仍被一些不认识的人占用，而村里一些原本应该分到安置房的村民，５年了还没分到房，至今还在租房住。“希望将原本就属于老百姓的东西还给百姓，还大家一个公道。”一名村民说。
除了“１３６套房”，不少村民认为，方广云还有“违规倒卖９７０亩村集体土地”的问题未被追究。他们介绍，社居委在２００３年前后以１万元左右一亩的价格从村民手里强制征收耕地，再转手以３万元到７万元一亩卖给私人老板开厂。没有国家批文，中间的差价也不知所踪。而这些土地上如今都建起了厂房，其中５块地被方广云的亲属使用。
“国土部门已经认定这些厂是非法用地，却一直解决不掉，我们准备继续举报。”一名村民告诉记者。
村民们反映，方广云等人能套取“１３６套房”，表面上看是违规操作，根源还是方广云在任时的大权独揽、说一不二、一手遮天。村里多年不公开账目，拆迁、分房、征地都暗箱操作，村民们多次举报撤不掉他，换届选举时村民联名也“罢不掉”他。“哄、吓、骗、打，他越来越厉害，最后老百姓都叫他方老虎 。”
安徽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小群说，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合肥房叔”事件表明，这个村的村民没有村务参与权，“四个民主”都没有实现，给村民、集体、国家造成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