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06.2014 14:19
本文来源: 华南理工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还强调：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哪些部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并堪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依笔者一孔之见，在汪洋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并体现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者，非“君子文化”莫属。
“君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数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范式，是中华民族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的人格形象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而较少涉及人格内容的道德意蕴。如《尚书》卷十三说：“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这里的“君子”，显然是执政者或贵族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通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
翻开《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俯拾即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等等。这表明，孔子常在君子与小人的对举和比较中，肯定和褒扬君子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尚之人。在《论语》里，孔子也数次提到“圣人”，但他明确对弟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就是说，圣人难以看见，也难以企及，但君子能够见到，也可以并应该努力做到。
作为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张岱年等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孟子》中“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论述，使君子人格的内蕴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远。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不仅是儒家着力打造和推举的理想人格形象，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概念及其人格内涵也颇为认同。人们耳熟能详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就是《庄子·山水》中的名言。荀子在构建礼法体系时强调：“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看来，一个崇尚礼法的社会，如果没有君子这样品行高尚的人来参与和维护，那将会失去构建礼法社会的基本前提。
后来，思想家对“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阐发同样不胜枚举。从西汉的董仲舒到东汉的王符，从唐代的孔颖达到宋代的程颢、程颐和朱熹，从明代的王阳明到清代的王夫之等，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挥。明清时期流行很广的人生格言类著作，多半也将君子人格奉为典范和楷模。如《菜根谭》云：“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便是对君子安贫乐道、处安虑危、遇强不屈、见弱怜悯等优秀品格的赞扬。《围炉夜话》云：“君子存心，但凭忠信，而妇孺皆敬之如神，所以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处世，尽设机关，而乡党皆避之若鬼，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这就是在君子与小人不同处世方式的比较中，充分肯定君子以忠贞和诚信为立身之本的做法。君子概念及其文化，不仅在中华历代典籍中汗牛充栋，而且一直活在历代中华儿女的心中。今天人们口头还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可以说，“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我们的先贤崇尚君子品格，甚至把象征高洁、清雅、虚心和气节的梅兰竹菊四种植物人格化，称为“四君子”。宋代以来，以梅兰竹菊表现四君子品格的书画数不胜数，其繁盛景象让人叹为观止。“君子”概念古老而鲜活，在当代社会也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在不同阶层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
做人要做君子，这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也是今天每个中国人应有和乐于做出的选择。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完全可以经过新的阐释激发其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在当代社会竖起的一面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旗帜。它既可以让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盛开传承创新的时代花朵，也可以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产生共鸣。它是中华传统文化浩瀚森林里最为郁郁葱葱的千年老树，也是当代思想道德建设汲取传统营养的精神绿荫。
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有助于对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因势利导，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广泛价值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兴国之魂，孕育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又深深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里。君子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所在，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对接互补的。譬如，历代君子身上都颇为明显地体现出三大特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这三大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等，完全可以对接、互鉴和贯通。这就是说，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在新时代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通过这种嫁接，两者在互补互释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传统文化这株参天大树庞大根系的丰富滋养；另一方面，君子文化这株昂首向上的千年古木在现代阳光雨露的沐浴和浸润下不断抽出新的枝条，结出新的硕果。
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和具体实践，近年来全国上下普遍开展了推选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活动。由广大群众一层一层推举和评选出来的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体现了人民群众心中的善恶是非标准，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时代标杆，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而正面的积极影响。
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都遵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规律。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历史上所以会出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象，原因即在于上行下效是不易之理。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核心价值的光彩，关键要从社会影响力强的群体抓起。这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相对于群众而言的党员领导干部；二是相对于一般群众的社会公众人物，如知名专家、著名企业家、演艺明星等；三是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的成年人。不论是从我国历史还是世界发展状况看，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倡导，都必须首先有“大人们”真心信奉并身体力行，才能让公众乐于接受和效仿，从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目前，我国社会富裕阶层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正日益凸显和增强。各种各样的“追星族”“追款族”“追权族”层出不穷，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为此，我们亟待拿出为社会富裕阶层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对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因势利导和价值引领。内蕴丰厚的君子文化经过系统整理和现代阐释，正可担当此任。这不仅因为“君子”概念本身是倾向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称谓，易于为社会富裕阶层所接受；还因为君子文化本身所饱蕴的家国情怀、讲究修身养性和注重人生品位等内涵，与社会富裕阶层“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向往相契合。
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中说：“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做君子还是做小人，与身份、地位无关，关键在于你为人处世时的一次次选择——选择“行善事则为君子”，选择“行恶事即为小人”。因之，我们需要“吾日三省吾身”，需要将修身作为终身课程，需要不断地集小善为大善，这样才能称得上真君子。就此而言，君子既是一个做人的低标准，又是一个做人的高目标：你为人处事中的每一次崇德向善的选择，都是在行君子之风和君子之道；但你必须在人生长途中坚持不懈地修身，始终做崇德向善的选择，才堪称真君子。君子概念和君子文化还可针对和适用不同职业与行业者。古代就有仕君子、商君子、文君子、民君子等说法，实质就是指做官的君子之道、经商的君子之道、从艺的君子之道、为民的君子之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君子文化具有古为今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价值，亟待采取有效举措激活和倡兴君子文化，在社会逐步形成崇尚君子品格、大兴君子之道、争做正人君子的风尚
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不仅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更是我们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统文化滋养需要讲清楚、弄明白的问题。
在理论探讨层面，大力开展关于君子文化的学术研究。由于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和行为处事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基本性格密码，因而对君子文化的研究就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考察和纯学术的审视，而更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树立文化自信、张扬国格人格的理性洞悉和时代确证。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性和学术性，更有时代性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下大功夫认真研究。
在社会生活层面，大力倡行君子之风和君子之道。中华传统文化沉淀为人格模式的有不少，除儒家的君子人格外，还有道家的隐士人格、佛家的悲悯人格等等。对于君子人格的设计蓝图，历代中国人接受最广、吸收其他人格模式优点最多、在中华文化广袤沃土中扎根最深、与中华文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重叠面最大。君子人格所以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历次整合中以“最大公约数”出类拔萃，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理想人格，其奥秘就在于这种人格设计产生后，中华文化不同学派的诸多思想干柴都向这里搬迁、移动和集中，从而形成收纳百家、融汇百家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壮丽景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就是要让这颗种子在新时代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因为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生活每个角落，导致一些人信仰缺失、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诸病连发的状况，我们尤其需要在当代开展“新君子文化运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让君子文化这剂传统良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项构筑我们精神家园的宏大工程中，发挥补气固本的独特作用。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6月13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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