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啦！原来那些年华师人是这样入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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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是开学的日子。下面小编将带你穿越时光，看一场专属华师学子的新生入学秀。

在漫漫的八十余载岁月里，华师始终以其独有的古朴和庄重韵味深深吸引前来求学的四方学子。五六十年代的草棚课室，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八十年代的理想情怀，九十年代华师成功地跻身“211工程”，进入21世纪后，华师南海校区和大学城校区的相继建立……凡此种种，无不承载了华师人的记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华师八十多载春秋的蜕变。

1953年，朱桂芳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华南师范学院。她穿着母亲缝的布鞋，抱着一个小箱子，背着一张单人凉席就出发了。当年，她由南下干部和学校老师带着从广西桂林坐火车到湖南衡阳，再转乘来到广州。

“学校没有校门，到处都坑坑洼洼，我们光着脚在草棚里上课，上面下大雨，下面我们的脚是湿的。”朱桂芳回忆起初来华师的情景。她仍记得入学第一课是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影片展现的不平凡的教育精神，让许多同学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曾激励一代学生投身教育事业。1956年毕业后，朱桂芳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条件艰苦。华南师范学院成立于1951年，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五省的青年学生都集中在此学习。时任院长陈唯实规定：只准讲普通话，不准讲家乡话。朱桂芳之前讲的都是家乡话，她笑称自己是“土包子”，闹了不少笑话。师兄师姐对新生关怀备至，她想表达感激之情，却是比比划划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只能笑眯眯的。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学生的一个主要业余生活  （摄于《岁月如歌》）

当初面对各种专业，朱桂芳选择了俄语——一门她之前从未接触过的语言。“我入读俄语系是想着报恩，当时国家向苏联学习，党培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以就算学起来再困难都要去攻克，学好了为国家服务。”朱桂芳如此说道。苏联的俄语老师给每一位学生起了俄文名字，朱桂芳的是Надежда（那杰日达），是“希望”之意。

黄锦能，1960级数学系学生，家住广州。新生入学报到那天，他带着高中住校用过的被子、脸盆和水桶，一个人坐公交车来到了华师。黄锦能说：“报到流程也很简单，只要去办公室把入学证拿给校领导看就好了。”

▲1960年6月5日，陶铸到华南师院茅草棚大礼堂作报告，尚是新生的黄锦能也在台下听。

当年新生入学后，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草棚礼堂”给新生作《理想 情操 精神生活》报告。而今礼堂踪影无处寻觅，但陶书记讲话中引用的一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却让黄锦能无法忘怀。他谈起当初对这句话的理解，“我们上大学了，应该准备走远路，从现在开始就要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要有理想”。

▲曾经的华师学子在简陋的茅草棚里树立起那个时代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60年代的华师学子都是非常艰苦朴素的，师范生可以免费入读，学校每个月给2块钱的生活补贴，让学生买肥皂、牙膏之类的生活用品。黄锦能回忆起当时的生活，说：“我们吃的饭是双蒸饭，8个人一桌，一个菜，饭堂比较简陋。学校一个月会发一斤饼干。”

双蒸饭：大饥荒中一项自欺欺人的发明，“粮食食用增量法”的一种。饭蒸好之后，揭盖洒上水又蒸一次，盖子必须盖紧不得敞气，加大火让蒸气把饭冲泡。双蒸饭水分多，饱得快饿得也快，可事实上好多人吃双蒸饭导致了浮肿。

▲黄锦能保存的毕业班留影

77级考生王汉强的录取通知书迟迟未来。他打包好蚊帐、被单、桶、面盆等日用品，灰溜溜回了农村。行李未及解开，父亲骑着自行车追到了农村，一边用力地挥手，一边大喊：“强，中了！中了！”原来，王汉强已被华南师院数学系录取，但送录取通知书的汽车在路上坏了，耽搁了两天。多年后王汉强思及此，“那种心情，难以用言语形容！”

在另一时空，1978年3月16日夜，海南农场的一间宿舍里，30岁的中学教师郑维铭正收拾行李，学生们来向他道别。白天里还在给这些学生上课，猛然间他却落了眼泪。他在海南当了十年知青，“就要离开了，心情很复杂。”1977年11月他参加了高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被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系录取。第二天就是他动身报到的日子。

▲郑维铭保存的高考准考证（左下）及通行证（左上）

带着海南农垦局签发的通行证和录取通知书，郑维铭从海南乘坐客船红卫轮十号，两天后抵达当时的洲头咀码头，在码头坐学校派的解放牌货车到学校报到。

恢复高考第一年，新生们年龄差距悬殊。“最小的学生16岁，最大的30岁，一对有孩子的夫妻双双考入华师。学生依据年龄差异被分为‘小班’和‘老班’”，郑维铭回忆。虽然年龄经历存在差异，但并不因此产生隔阂，“我们都是一起上课，有什么问题就提出一起讨论。”

▲1978年4月6日，郑维铭在日记里给自己“约法三章”。

1977年高考恢复，百废待兴，“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成为一代人的共识。从知青、中学教师成为大学生，郑维铭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在日记里，刚入学不久的郑维铭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添衣服；不吸烟、不喝酒、不加小菜；坚持锻炼。“这是为了告诫自己要珍惜时间。”他解释。入学前，郑维铭用木头和肥皂箱制作了一个书柜，“打开可以作为书架，中间有合叶，合起来就是书箱。”他还带上常看的鲁迅的书和《毛泽东选集》。他至今还记得时任华南师院副院长汪德亮作开学报告时的嘱咐，“要把这四年装的满满的”。

▲在宿舍里也争分夺秒学习

77级校友莫雷在高考前同样曾当过知青、在中学任教，入学时已27岁，他回忆：“我们整个1977级学习风气都很好。”同学们走路或排队打饭，单词本都不离手；学校组织看电影，去看电影的同学如果发现某某没来，就会“妒忌”他比自己又多了一点学习时间。入学时，莫雷只学过少量俄语，连26个英文字母都掌握不全。靠着努力与勤勉，后来他考研究生时，英语成绩已是全校第一。

▲莫雷在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他也是我校第一位博士。

198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王政忠入学时独自动身，从韶关坐了七八小时火车来学校报到，“想要独立一点。”当年入读华师一定要转户口，开学最时兴买华南师范大学抬头的信封信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平安则要到邮局。当年一学期也只写一封信，入学初很多同学很念家，“军训时晚上都哭得稀里糊涂的。”

▲1984级新生军训

七月流火，八月授衣，九月军训。军训是新生的必备项目，不同于现在，“我们当时的军训整整一个月。”王政忠回忆80年代的军训时说。他对实弹射击最感兴趣，“训练要趴一个礼拜，但是到了真正的实弹射击就很兴奋。”当时同学们的体质普遍比较好，“很少有晕倒的。”

▲1984级新生入学军训

八十年代学生仰慕老师的人品、学问,入其门下,追随老师读书问学,构成了一种自然简单的师生关系。“我从小学到中学受到老师的影响非常大，觉得教师是很有价值的工作。”王政忠就是受到这种师生关系的感染，于是自愿成为一名老师。据他回忆，当时读师范院校不需交学费，每月还有30多元补助。

当年的学习氛围很浓，老师们认真教，很多学生的生活也是三点一线，老往教室和图书馆跑。因为能够定下心做学问，华师的学生也获得了个“乖孩子”的雅称。

九十年代，很多新生对华师的印象是“高大上”：校园内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新图书馆和行政大楼美观大方；学生宿舍整洁明亮；1997年华师入选国家“211工程”……因为国家加快高等教育的建设步伐，教师待遇水平日渐提高。在此背景下，华师的师范生源十分充足。“当个老师蛮好的！”这是当时很多新生的想法。新生报到那天，校道上挤满小轿车和面包车，“打的”前来报到的学生也不少。这个年代华师女生的比例开始大幅度拉升，新生群体里有不少是独生子女。因此，注册那天“一人上学，众亲护送”的现象很常见。

▲从孤身一人报到到“一人上学，众亲护送”，时代已然在变化。

不过，来自四川农村的1997级历史系学生唐洪志，却是一个人来到学校的。他称自己从电视上得知被华师录取了，还记得当时的背景音乐是《喜洋洋》，非常喜气的一首歌。

▲图为中文系新生报到的情景，  但唐洪志报到时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他赶到学校时“天都黑了” 。

“我是历史系最后一个报到的学生。”唐洪志笑着回忆起当年报到的情景，他用牛仔布口袋装了一本英语字典和几件衣服，一个人坐了55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再乘公交车到学校已是晚上。他用“闯一闯”形容这段入学之旅，“年轻人有的是闯荡的冲劲。”

▲1996年的新生开学典礼，这些整整齐齐坐在台下的新生，都是唐洪志的师兄师姐。

对唐洪志这个四川年轻小伙来说，他一开始并不适应广东的饮食和气候。“吃河粉觉得味道很淡，于是拼命放辣椒，但辣椒也不辣，渐渐地我就知道广东有个词叫‘上火’。到了三月份，早上醒来发现桌子上有一层水珠，懂得了这叫‘回南天’。”

“电话确认被录取后，就盼望着有一天，录取通知书踩着七色彩云带我离开。”文学院2002级校友黄勇回忆。他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委会，当年改革，省内学生不用再迁户口到学校，黄勇只须带着它到派出所盖章，证明本人是本人。出发前，家人依惯例杀猪还神，摆了“大学酒”请亲朋吃饭。

▲黄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到了学校，黄勇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当时寝室里装了电话，开学便可使用。笔记本电脑还未普及，许多学生第一学期都没有电脑，后期学习需要，大家才会选择在广州买台式电脑。黄勇回忆，同学们一般去天河区的太平洋电脑城买件组装，费用大概在3000元左右。

▲当时使用的校园IC卡

当时的饭卡叫“金龙卡”，那个年代人手一张，相当于今天的校园一卡通，师范生每月有70元的补贴入卡，“可以过几天土豪生活。”

▲当时的饭卡

入学前，黄勇专门买了一张广州地图，测量好华师和著名景点之间的的距离，为的是好好游历一番，“开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组织了次广州一日游。”当时在广州市内出行少不了使用月票，这是当时公用交通设施所使用的一种付费方式。黄勇回忆，入学后不久便持有月票了，由年级去公交公司代为办理，每月充值25元，可无限次乘坐。

▲黄勇保存的月票

2004年，大学城校区迎来第一批新生，2004级文学院学生吴庆雪是其中一位。她当时很懵懂，对大学没有过多想象，开学前妈妈还叮嘱她：要是谈恋爱得擦亮眼睛。她和爸爸一起乘坐大巴来到学校，回忆起刚来大学城校区的情景，她说：“红泥土随处可见，道路两旁新栽的树苗光秃秃的，没有叶子。现在的塑胶跑道在当年还只是黑色沥青，新生入学注册就是在那里，军训也是。”当时学校只有楠园一个食堂，学生公寓楼也只有1-4栋，每一栋楼下都还在修正墙面。学校也还没有超市，临时搭建的超市点排满了等着买脸盆、毛巾的学生，“但是最后很多人都没有买到，因为都卖完了。”吴庆雪补充。

▲大学城刚落成时的南区操场

一年之后，文学院2002级和2003级的师兄师姐才迁到大学城。黄勇回忆，“04级的师弟师妹很优秀，我们也常过去和他们交流。”

身处四面环水的小谷围岛，出行对学生来说也是一大难题。整座岛仅设三四处车站，进出大学城只有33、298两路公交车；2005年年底，地铁四号线才开通。虽然环境相对荒僻，但吴庆雪表示慢慢就适应了，原本对于大学的认识就如一张白纸，有待用时间去填充色彩。随着时间流逝，原本浅草止不住泥沙飞扬、树苗细弱，都变成了草长没履、亭亭如盖。

▲10年前的大学城校区树苗稀瘦

“来华师报到，我特地带上外公外婆，见证我上大学的一刻。”为此，14级工商管理专业的陈思宇坐了48小时的火车，从家乡新疆到四川去和外公外婆会合，在四川逗留两天后，一家五口再从四川搭飞机到广州，前后花了差不多五天才到大学城报到。

▲志愿者迎新已是校园9月的风景

进入10年代，交通工具已不再是新生报到入学的限制，物质水平也上去了。

南海校区软件学院16级的梁国璇去年九月份刚刚成为华师的学子。除了带衣物、基本的生活用品外，因为专业的编程需要，性能高的笔记本电脑也是标配。报到当天，父母带着她驾车走高速公路，不过花了一个小时就到了学校。

▲新生报到后的宿舍

踏进华师校园的新生都会在一个月左右经过游园、参加宣讲会、出席开学典礼、听安全教育讲座、军训的这样一个阶段，对校园有初步的了解。师兄师姐也通过QQ群，微博，微信等形式指引新生。

▲为方便新生报到，学校安排接驳车在校园内往返，图为南海校区专门提供的电瓶车。

梁国璇还记得第一次走入南海校区时的印象：“好偏僻，心拔凉拔凉的，想着这四年想浪也浪不了了。”但生活下来，他反而爱上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虽不繁华，反倒更能让我们静心学习。

▲新生报到，兼班也会给新生提醒和建议。

在开学初了解到一位舍友已自学大半本c语言后，梁国璇意识到自己在暑假太过放纵。他对开学典礼上老师的一句致辞记忆犹新：“你可以选择荒废四年，以后一事无成，也可以拼搏四年，小白逆袭成大神。”梁国璇“忍痛”把电脑里的游戏给卸载了，“我到大学是来学知识的，而不是来混日子的。”他正色道。

（部分照片来自受访者及《华南师大老照片》）

摄影丨潘伊宁   曾慧明   郑宇云   陈南光   华师摄影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