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校长陪餐制” 何以难受待见?

　　■ 堂吉伟德

　　近日，广东出台关于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制度，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校级领导每月应至少陪餐一次，每学期陪餐4次以上。陪餐人员和学生一起排队，付费购餐，同区域就餐；对所食用饭菜的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对就餐食堂当天食品安全有关情况等进行监督；对就餐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记录。

　　在共同利益关联之下，责任往往能得到不打折扣的落实。其中最经典当属“降落伞合格率”的例子：二战时，降落伞合格率已逐步提升到99.9%，而美国军方要求必须达到100%。对此，厂商认为达到这个目标很难。于是军方在验货时，要求随机从产品中抽一个，由厂商负责人亲自戴伞从高空跳下，于是降落伞的质量很快就达到了100%。

　　“校长陪餐制”的制度用意，显然也是基于“利益捆绑”的考量，学校领导“与学生同食”，饭菜好吃不好吃，安全不安全，其心中也自然有数。陪餐制度要落到实处，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吃不吃谁来监管，不吃又如何处理？因为校长们事务繁忙，其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开脱，同时即便有限的几次“陪吃”，也可能曲径通幽而沦为形式。如何让学校负责人落实责任，是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一味强调“必须做”而不解决“如何做”的问题，那么校长陪餐制就可能“可望而不可求”，也因为长期的形式化而折损公信与形象。事实上也有这种趋势，广东省出台的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制度，虽然有具体的量化指标，然而在次数与形式上都有所打折，相比于其他各种类型的陪餐制度来看，其更未能解决问责能效的瓶颈，基于自觉与自律的“陪餐制”，缺乏得到落实的坚实基础。

　　用意良善的“校长陪餐制”何以难受待见，皆因长期的形式化而让信任全无。为此，一方面需要制定出“未陪吃”的问责机制，给学校负责人一个“笼头”，让其行为受到约束和限制，并真正扮演好“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要给学生畅通的举报权，让其监督权得到发挥，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