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合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漫画 邝野
11月13日，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11月17日，俄罗斯证实上月客机在埃及坠毁为恐怖分子所为。11月19日，中国和挪威人质遭IS杀害，11月20日，马里首都巴马科发生恐怖分子劫持杀害人质事件。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袭事件，显示出恐怖主义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也迫使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然而，各国的反恐行动，迄今为止没有形成有效合力，国际社会的反恐认知仍经常停留在宣示阶段而未转化为共同行动，国际反恐联盟也没有形成协调高效的合作体系，相反，经常陷入宗教、文化偏见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绑架中，人道主义干预反而培养了恐怖主义，地缘利益争夺反而导致地区动荡加剧，消除对立反而强化了仇恨等现象，屡见不鲜。
面对恐怖主义挑战，国际反恐合作需要将恐怖主义与其他国际博弈区别开来，剖析其生成和衍变的原因，检视反恐认知和机制存在的弊病，构建能够对应现实的反恐理念和反恐体系，找到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路径。这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恐怖主义的衍变和新特征
在教义上既强调正朔又随意解释，在组织发展上更加原子化、内生化、多中心化，反对一切异质文化和宗教，这构成了新型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
恐怖主义不是哪个时代的特定产物，但恐怖主义确实带有时代特征，并总是随着时代的衍变而衍变。自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随着冷战秩序破局和新保守主义崛起，恐怖主义的衍变明显加快，并在本世纪出现了两次明显衍变。第一次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出现了高度组织化、跨国化和明显的反西方主义特征，并形成了外在的、鲜明的不对称对抗。一方以“基地组织”和与“基地组织”具有明显血缘关系的“呼罗珊集团”为代表，另一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代表。不对称对抗的加剧，导致全球因恐怖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幅上升，并引发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深刻改变了国际和经济格局，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10年走势。
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和“呼罗珊集团”转为相对沉寂。而作为战争后遗症和北非中东剧变的产物，以IS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义迅速崛起。其特征表现为：其一，以原教旨主义包装其极端恐怖主义思想以吸引支持者。比如，IS秉持的瓦哈比派教义与沙特阿拉伯主流教义貌似一致；其二，更加意识形态化和具有更明确的政治主张，比如寻求建立复古式的“哈里发国”，恢复“哈里发国”领土和古老的社会形态；其三，不仅反西方，而且反对一切与原教旨主义教义不相吻合的人类文明；其四，与其假想敌之间的对抗，不仅推动在其活动范围周边的外在对抗，而且推动在其敌对国的内在对抗，由此构建了不对称战争的两条战线，而且攻击范围不断增大。IS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激活了“基地组织”其他分支机构等恐怖主义势力，形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密集区域。比如，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大面积土地的IS主要在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和西方中心地带发动袭击，“博科圣地”组织在尼日利亚北部大规模屠杀，“青年党”在吉布提、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肆虐，基地组织分支“穆拉比通组织”在马里劫持人质，等等。
在教义上既强调正朔又随意解释，在组织发展上更加原子化、内生化、多中心化，不仅反西方还反对一切异质文化和宗教，这构成了新型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难度，也使国际社会反恐认知和机制安排上的漏洞凸现出来。
需要找到恐怖主义的真正成因
中东地区的教派潜在冲突，历史造成的原因只能通过历史的演进寻找解决方案，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那些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恐怖主义缝隙，则应该纠偏。
反恐首先需要找到当代恐怖主义真正的根源，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缺乏真切认知。有人将恐怖主义的发育简单归因为极端宗教势力作祟，有人归因于经济和社会的低速发展，有人认为是弱竞争力国家和地区抵制经济全球化的反映，有人认为是不良治理叠加的结果。最简便的解释，是套用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则真诚地认为，恐怖主义反映了“中东许多国家政治和经济原则的失败”。
这些解释，要么过于片面，要么最终会走向历史宿命论。其危险在于，不仅会导致无法寻找当代恐怖主义的责任，还会导致恐怖主义无解。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必须先找到对于恐怖主义成因的基本共识，有了基本共识，才可能找到反恐合作的恰当路径。
中东恐怖主义的缘起，一方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潜在的教派冲突风险。中东地区不同教派都建立了有效统治体系，北非中东地区多数为逊尼派政权，伊朗和叙利亚是仅有的两个什叶派政权。对经典教义的不同解释造成了潜在的冲突风险。而在不同教派下，又形成了不同的次级教派，多重潜在冲突缝隙为恐怖主义留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中东地区有现实的民族冲突风险。上世纪中期以来，中东形成了阿以冲突的长期博弈格局。对于相对弱势的一方，采取不对称对抗方式是取得战略平衡的常用办法，这也为恐怖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
此外，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困局也催生了恐怖主义。必须指出的是，中东地区的政经困局并非是自身治理不良的结果，而主要来自外部力量的频繁干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中东地区的长年危机，多数情况下是争夺石油资源所致，“让油价掉到两美元，我就能让中东实现和平”。近年来，虽然石油不再是外部力量干预中东的主要考量，但反映西方中心论视角的“中东国家失败论”仍占据主导地位，按照自己希望的模式改造中东，而不是在尊重中东特性的基础上帮助中东恢复秩序，仍是外部力量的主要策略，由此导致中东治理结构分崩离析，恐怖主义作为替代性秩序主导者应声而起。
显然，分解来看，中东地区的教派潜在冲突，历史造成的原因只能通过历史的演进寻找解决方案，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那些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恐怖主义缝隙，则应该纠偏。比如，不能再把西方中心论下的价值观强加于中东，不能再通过外部干预强化中东治理的复杂性，而应该设法降低治理难度。在这方面，西方不能回避其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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