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如何吟唱宏大意趣

　　近日，“放歌岭南唱大潮——柳忠秧《岭南歌》诗集发布会暨诗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次会议由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等单位主办，邀请包括蒋述卓、陈世旭、吕雷在内的数十位知名学者、作家和批评家出席。与会者以柳忠秧的长诗《岭南歌》为切入点，就当前诗歌创作中“新”、“旧”诗体之间的关系，古典主义形式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岭南文化的历史挖掘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由楚人唱岭南引发的文化思考

　　12月13日下午，我们来到广州市长大厦，天河北林立的高楼群中几乎闻不到一丝古典诗词的气息。然而，一场关于古典诗歌与当代生活的讨论正在这里进行。20年前，生于楚地、深谙古典文化的柳忠秧来到广州，客居在这个充满繁华与诱惑的城市，多年来致力于复兴古体诗的创作。在《岭南歌》中，他从旧石器时代的马坝写起，历数岭南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和事件，从“反秦自立保民安”的南越王，写到“小球大道”的容国团，再到“财通七洲”的广交会。全诗长300多行，以古典诗赋的形式和韵律为基础，融合当代元素，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打通“新”、“旧”诗体之间的楚河汉界。

　　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蒋述卓在研讨会上说：“我觉得柳忠秧作为一个楚人来到岭南，对岭南的历史和文化有如此热情，而且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歌，我深深为他的热情、才情所打动。他的诗歌大气、豪放，有激情和学识上的准备，也有自己的探索。尤其是在语言、诗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勇气和胆识。”

　　柳忠秧的尝试，把一些困扰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多年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古典气韵与当代都市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古体诗能在当代复兴吗？包括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熊国华在内的多位学者以《岭南歌》为例，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了“新”、“旧”诗体可能的结合道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徐肖楠则指出，复兴古体诗不应仅仅借鉴古人的创作形式，而应该将古典精神与当代生活进行交融。

　　什么“体”并不重要

　　柳忠秧的诗到底属于古体还是新体，还是像一些评论那样将其称为“新古体诗”，或者“新辞赋体”？关于这点，在研讨会中并没有取得一致。学者们更加关心的是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或许什么“体”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种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结合的写作方式，它能够给当下的诗歌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熊国华认为，中国新诗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定的形式。新诗的形式如何，古典诗歌的文化传统在当代又应如何传承和变化，这是现当代学术界最纠结、最前沿、也是最困难的课题之一。“古体诗一般是比较整齐的五言诗、七言诗，有的偶尔加一、两句三言、四言，但是《岭南歌》是以四言、七言为主体，还加入了很多其他的句式，加入了很多现代汉语，所以说它是新古体诗显得比较牵强，不那么准确。柳忠秧对汉语的单音节文字有非常好的理解，传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让汉诗在现代再现光明，大胆地追求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点。”

　　诗人杨光治也认同这种看法，他指出柳忠秧不仅使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也同样会使用明清时期的汉语。“总之是汉语他就用，他写的就是汉诗，这样做增强了文化的底蕴。”此外，他也就新诗是否需要押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管是否押韵，只要符合音乐感、体现语言节奏即可。“押韵更好，不押韵也行”。

　　碎片与个人不是诗歌的全部

　　除了在形式与韵律方面关注古今诗歌之间的联系，与会者也探讨了《岭南歌》在内容上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正如徐肖楠所说：“一方面，柳忠秧的诗简洁、明快的语言适合当代人的阅读心理；另一方面，诗中遍布传统生活的精神内容能激发当代人的道德兴趣。”

　　他说，当下中国的诗歌创作处于一个零散的生态中，很多诗歌都在突出碎片化的个人情绪和时代的散乱生活，很少有作品像《岭南歌》这样，通过诗歌去把碎片整理成完整的历史。“我们中国诗歌在‘五四’以后曾经出现过新古典主义的意味，不是很明确，也没有专门倡导。像早期的一些诗歌和小说，都有一些回归古典意境的状态。对于当代诗歌来说，用古典气韵写新诗，表达了对古典精神的憧憬和对当代生活的思考，这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精神。”

　　不少与会者都认为，这种文学创作中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关乎到生活在都市中的当代人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世旭认为完全摒弃传统是不可取的。“我想起英国作家克伦威尔说过一句话：传统并不意味着活着的已经死掉，恰恰意味着死了的依旧活着。中国传统诗歌发展了这么多年，很多人都说不要再写了，这种形式是束缚人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加入对新的时代的感受和审美因素，它是完全可以焕发光彩的。”

　　针对同样的问题，诗人朱子庆提出了他的疑问：“新诗如此，旧诗也不过如此，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如何？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唐宋诗篇吗？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好思考，就很难解决。”

　　诗中有画，诗中有史

　　美术批评家王嘉从美术的眼光评价《岭南歌》，认为这部作品是“诗的语言，画的形象，不仅是一幅关于岭南地理的画卷，也是一幅关于岭南人文历史的画卷。”除了在创作方式上实现跨越“新”、“旧”诗体的尝试，《岭南歌》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岭南历史的态度。

　　诗歌不一定咏史，但是咏史的诗歌常常能获得流传。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吕雷强调了中国文化中“诗史同源”的叙事特点。他指出当下的诗歌创作中，缺乏的恰恰就是长篇叙事的魄力。“流传是诗歌的最高生命形态，短诗易流传，却容易被历史长河淘洗掉。能在历史长河中流传的，往往是容量极大的、优美的抒情叙事长诗。我觉得，当今的抒情诗人们，大概已经将人类最动人心魄的爱情长诗、扣人心弦的叙事抒情长诗的优美和浪漫忘却了，他们大概已经丧失了用诗歌来叙事的能力，充其量只能写一些即兴诗的抒情短章。”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一个客居广州的楚人，在诗歌中展现了书写岭南历史的魄力。《岭南歌》中的130多个历史人物似乎再次提醒岭南人，应当从本地的历史中找到更多的文化自信。评论家黄树森认为，岭南文化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拥有更多与外界沟通的机会，在文化心态上有其成熟之处。他举例说梁启超对西方人“既不畏之，也不遏之”，这种淡定的状态是当时的上海人和北方人都不具备的文化特征。“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都要发生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不能用一种弱省的心态来看待，要有自信。”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