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方政府"破产" 中央政府要承担多大责任?

    四问地方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将债务管理纳入政绩考核终身问责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2月25日 版次：AA16 作者：商西

    南都讯 记者商西 全国400多个县债务率超过100%，未来会不会事实上“破产”？一旦地方政府有“破产”的风险，中央政府应不应该出手相救？至今没有一地一人因违规举债被问责，如何让问责机制启动起来？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多位常委会委员建议将债务管理工作纳入政绩考核，并建立终身问责制。

    地方政府会“破产”吗？

    “报告显示，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100%，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事实上的‘破产’问题，值得警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昨天的审议中提到，一些地方政府前期存在过分举债和隐性举债，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破产主体是企业，一旦地方政府发生事实上的“破产”，中央政府将承担多大程度的责任？地方人大应该作出怎样的安排？这些问题都应未雨绸缪，提前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指出，在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必须有个案债务违约的处置，比如预防小地震，有利于防范大地震，对一些隐患问题，“定点爆破”有利于避免系统性风险。比如美国在地方政府债务上让底特律破产，就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警示、教育一大批城市管理者。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焯认为，地方政府并没有过度、不计后果的举债，地方债很大部分用于公共投资，包括修路，改造水、电以及园区建设等，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但他也指出，当前地方政府可用财力还债的来源发生变化，比如辽宁省前些年一年土地出让金大约有2000亿，现在下降到700、800亿元，下降2/3，这就有了债务风险问题，有些地方已经还不上本金，甚至连利息都还不上，希望置换地方债的措施力度能够大一点。

    如何科学地分地区限额？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批准，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6万亿元。在昨天的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万宾提出，地方债分地区限额还应进一步研究完善。

    王万宾提到，今年地方政府债务分地区限额表显示，经济发达地区举债规模一般比较大，位列前5名的分别是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和辽宁，其中最高的江苏省为10954 .3亿元，占了十分之一，第6名贵州省为9135 .5亿元，均在900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贵州省的发债限额和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赞成给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特殊关注和支持，但认为贵州省这么大的举债规模，今后仅靠地方财力，偿还有困难。

    王万宾还指出一个问题，比如山西省今年债务限额是2122.8亿元，举债规模实际上与大连市相当，但山西是老工业基地，也是困难较多的省份，按照其经济规模，从全国来看这个限额小了一点，应研究予以支持，建议国务院加强对举债偿还能力的风险评估，增强政府债务管理的针对性。

    地方被“逼”借债发展？

    审议中不少委员提出，解决地方债问题的一个关键是改变当前的考核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静芝、王明雯、车光铁均指出，当前对地方的考评核心标准仍是G D P，以经济指标和城市建设论英雄，不借债甚至连社会基本任务都完不成，建议转变政绩导向，将债务管理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和履职审计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刘桂凤还提出任期制问题：干部任期内要干事业，没有钱就借，借了干了很快提拔了，走了，债务扔下来了，她认为应该把任期内的建设、规划、发展与债务联动起来。全国人大代表翁国星也认为，当前政府债务控制与政府任期密切相关，福建省近10年的政府主管(市长、县长)平均任期是2.7年，“任期这么短，不但很难还债，而且也是导致债务增长过快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显示，至今没有一个地方和个人因为违规举债被问责。对此多位委员建议要加大对违规举债的惩处力度，建立离任审计和终身追责制度。“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开头”，彭森委员建议，从现在开始对于长期举债不还，甚至认为前任借的债后任没有义务还等问题，必须有问责办法。

    中央地方责任不清所致？

    全国人大代表邓瑞指出，像云南这样的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特殊省份，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建设成本高于其他地区，高投入低回报导致市场化筹资困难，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大量举债进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要规范这些地区的地方债，就需要中央加大财政支持。

    龙超云委员也提出，像贵州这样的省份，还是要靠借债发展，建议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制度，建立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全国目标，通过转移支付缩小中西部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同时完善转移支付的测算办法，在均衡性转移支付方面把一些特殊问题纳入，比如地质地貌、贫困人口占比等。

    朱静芝委员则认为，地方债存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是中央的财权和地方的事权，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责任边界不很清晰，政绩与财权、事权联系在一起，但现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建议匹配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尤其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管理服务责任。

    10 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100%，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事实上的“破产”问题，值得警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