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被拆往事:刘少奇让拆 梁思成遭背叛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清华大学毕业。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1952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西直门城楼侧面(1951年)。
崇文门城楼北立面(1950年)。
关于“梁陈方案”的故事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但凡对北京老城区保护有兴趣和关注的人都对梁思成当年的保护方案不会陌生。但是你是否知道北京城的老城墙是怎么有的豁口，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被拆除的命运?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故事呢?今天，让我们听听孔庆普，这位曾经参与过北京老城墙拆除的技术员讲述当年的故事。他的新书《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日前刚刚出版，这本书里记载了北京老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相关的宝贵测量资料。
从修缮城楼到拆除城楼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