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突围” 珠海首个小贩自委会成立
夜幕下的夏湾夜市美食一条街，热闹又不失秩序。王荣 摄
最近一段时间，小贩谢云华忙着在唐家一带“做调研”，“问他们愿不愿意摆，想要多大的位置，愿意出多少钱。”谢云华的新身份是高新区唐家小贩自治委员会成员，和他一样，面对城管对乱摆卖的“严打”态势，小贩们对“双限”表现出一致的积极性，他们开始“天天追着”高新城管，“‘双限’点能不能早点搞起来？”
日前成立的唐家小贩自治委员会是珠海第一个，其尝试通过小贩的“转型”共同推进城市管理，破解城管与小贩“对立”的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以小贩自治委员会为代表，珠海近两年来积极引导多方平等对话，推动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
居民、沿街商户、流动摊贩在互动和协商中寻找共识，小贩自治委员会“为自己发声”，市容文明劝导队将社区居民自治引入城市管理，城市管家软件开辟了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绿色通道……种种探索显示，珠海的城市管理不再靠城管“单打独斗”，公众参与、共同治理成为城市管理的“突围”之策。
从管理者到公共服务者
夜幕下的夏湾夜市美食一条街，热闹又不失秩序。作为珠海城管的“双限”治理试点之一，现在的夏湾夜市面貌较过去有了明显改善，用居民的话说，“秩序更规范了、市容更整洁了、关系也更和谐了”。
但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夏湾市场周边因乱摆卖产生的油烟、噪音、垃圾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对市民造成了很大困扰，而运动式执法并没有彻底根除乱摆卖这一城市顽疾，乱摆卖行为一度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
小贩要生存，城管要维护市容秩序，这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城管与小贩矛盾的升级过程中，也不乏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出现。“城管先礼后兵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想法不是个例，小贩谢云华在唐家片区摆卖水果摊十几年，跟他打过交道的城管一茬换一茬，但为了生计，小贩们仍然没有转行。
治本之策在于疏导。从某种程度来说，流动摊贩弥补了城市规划的不足，解决了摊贩自身的生存需求，也满足了部分居民的生活需求。而从先进城市的经验来看，有条件地让小贩实现有序经营，流动摊贩也可能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要正视流动摊贩的合理性，让他们有尊严地劳动”，在城市公共治理的新思维、新模式下，城管部门提出，要实现城市管理部门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型，变传统的城市单向管理为公共治理。
“城管与小贩并非水火不容，小贩也是服务对象。城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城市公共管理秩序，小贩的目的是以低成本盈利来维持自己的生计，这两者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市城管局局长方小勇强调，城管并非“治贩”，而是“治乱”。
去年6月以来，珠海“双限治理”在全市有步骤地展开试点，限定时间、限定地点引导流动商贩规范摆卖，目前吉莲早市，园林路、景和街早市，中电大厦地下通道“双限”试点，夏湾夜市、金鼎早市等试点都得到了市民比较正面的评价。
对话中寻找共识
乱摆卖涉及到多方利益，“双限”点怎么选？小贩们很清楚，跟城管玩“猫鼠游戏”不是长久之计，但要他们接受“收编”又是一个纠结的过程。
在高新区唐家片区和金鼎片区，城管先是用了一个月开展乱摆卖现象综合整治。“搞得我们没地方去了。”“严打”行动开始让小贩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要么离开，要么在政府的引导下规范经营。
多番座谈后，小贩对“双限”治理表现出了一致的积极性，但沿街商铺的顾虑开始升级。高新城管在唐家市场周边先后做过两次问卷调查，征求商户是否赞成在附近设立“双限”便民点，第一次调查时超过70%的商户都不赞成。
一段时间后，形势开始逆转，商铺开始“盼着走鬼回来”。在第二次问卷调查中，45户商铺中只有一户不赞成，赞成的前提是合理控制摊位数。“打掉他们就没人气、不热闹了，自己生意受影响，多了又怕他们抢生意。”山房路上一名铺主说。而对市民来说，如何在实现便民的同时减少噪音、卫生等问题的困扰，同样是“双限”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不同的利益诉求应该如何满足？“大家其实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所以要对话，一起商量到满意为止。”市城管局副局长、高新区城管局局长徐超龙表示，珠海“双限”治理有章可循，一定是按照便民性、公益性、市场性、协商性和自治性等五大原则来设定。
今年7月24日，唐家片区“双限”便民点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由社区、城管执法人员、物管、居民代表、沿街商户和流动商贩组成的议事平台。其职责在于协调“双限”便民点周边利益相关方的工作，通过互动和协商达成共识，并建立起相关制度，然后大家各自去遵守。
在摊贩自治上做加法
城市管理需要长效机制，“双限”只是一个突破口。市城管部门更希望提供一个平台和空间，让商贩能实现自我管理。
高新区在探索。“简单来说就是先立规矩，再准入”。按照初定的入场条件，只有在唐家和金鼎片区居住并在这里经营了3年以上的摊贩，才能准入“双限”点。“将来还要公示，让大家共同监督，摊贩是不是守规则，是不是有资格在这里经营，摊贩也要有一种契约精神。”徐超龙说。
7月30日、31日，金鼎小贩自治委员会、唐家小贩自治委员会相继成立。以前者为例，委员会由该地区流动小贩组成，成员中入行最短的有2年，最长的已有13年，由声望比较高的7名档主代表担任理事。
组建小贩自治委员会并不容易。“我们只要交钱让政府管就行了。”一句话道出了摊贩自治的尴尬——摊贩普遍没有这个积极性。金鼎中队的队员开始了拉锯式的思想工作，直到小贩们意识到，在“双限”便民点的选址、管理方的选择上，他们都有发言权。
在一些小贩看来，“以后也可以为自己的不公正待遇提出抗议了”。金鼎小贩自治委员会成立当天，15家烧烤档主联名递交了一份正式的建议书，涉及到摊位分配、管理费用、水电问题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大家都迫切希望政府能统一管理，让大家安心做生意。”
“小贩自治和自我管理组织的组建，是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小贩自治委员会将成为城市管理者与小贩对话的‘中间人’。”徐超龙认为，小贩自治有助于让城管局从“全能政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避免过度管理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也大大提高了小贩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同时让居民真正得了实惠。
政府部门的伙伴和助手
不光是引导小贩自治，在坚持刚性执法的前提下，珠海还多管齐下，将居民自治引入了城市管理。
今年7月初，在总结春晖社区市容劝导队的经验基础上，市城管部门试点组建了香洲东风、春晖、敬业、白莲社区和斗门新城社区5个社区市容文明劝导队，及渔女景区和拱北口岸2个区域市容文明劝导队。重点针对辖区内的环卫、占道经营、乱摆卖、乱搭建等市容违规违法现象进行劝导，城管部门提供适当的交通、生活补贴。
在市城管局副局长吕植启看来，城市治理需要多方参与。让每个居民都能成为城市管理的信息采集员、监督员和管理员，成为政府部门的伙伴和助手，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方向。而通过居民自治，可以充实网格化管理的力量，促进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文明劝导队确有自身优势。“居民对社区情况更了解，针对性强，本身也多有做义工的经验而且他们敢说敢劝，又不会高高在上。”白莲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筱云认为，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深层次意义，是让居民转变过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真正动起来，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原来都摆满了道，现在往里挪了不少了，一点点地在变好吧，但是城管部门的常态化执法也要跟上。”下午4时30分，吉莲早市原址又出现了乱摆卖，林少虹阿姨和队友轮番劝导，摊贩才把三轮车推走。
早上9时30分到11时30分，64岁的王素文阿姨也会和队友准时到渔女景区巡视，每天的情况都会写入巡视日志。“刚来的时候这里的乞丐是会骂人的，现在看到我们自动会走，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市容文明劝导队试点，首次引入了专业的社会组织——市精神文明建设义工协会。“根据试点经验，下一步可能组建专业的服务队伍，条件成熟将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吕植启说。
只有最大程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才能真正让城市管理步入良性循环。这种理念在珠海数字城管的建设上也得到了体现。今年，市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城市管家”系统上线，市民可随手拍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为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开通了一条绿色管道。
原标题：城市管理“突围” 全市首个小贩自治委员会成立，珠海城管变“单打独斗”为共同治理，多方协商寻找利益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