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要听懂习近平的“喊话”
利用外资仍是“三个不变”，同时扩大了“四方面机遇”
“外资撤离中国”的事，炒了好一阵儿。炒作背后，要么归咎于中国投资环境变差了，要么暗示中国经济不行了。炒归炒，该走的总会走，想留的终会留。走还是留，就看听没听懂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喊话”。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有一场习近平与中外企业家代表的座谈会。外商表态很正面。比如，韩国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简政放权等措施深化改革，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政府官员工作更加勤奋，中国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三星集团致力于建设扎根于中国本土的企业。美国德勤公司全球总裁阿尔蒙德说，我们在中国的业绩非常出色。澳大利亚福蒂斯丘金属集团董事长弗雷斯特表示，“我的集团在中国业务发展很快，同中国企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开拓市场、收获友谊。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场合的表态是有选择性的。也许会吧。但习近平的“喊话”，相信给在场的企业家增加不少信心。
习近平说了三个“不会变”——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还讲了四个中国机遇的内涵“在扩大”：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扩大，中国的投资机遇在扩大，中国的绿色机遇在扩大，中国对外合作的机遇在扩大。
如果对习近平“喊话”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此，那就有些浅显了。要真搞懂，就千万不能忽视习近平后面强调的话：“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外经济合作也在同步提升，意味着给世界各国及各国企业提供新的合作契机。”
这话的潜台词就是，中国利用外资有三个“不会变”，中国机遇的内涵有四个“在扩大”，但外资要想在中国大有作为，就要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一起“同步提升”；抓不抓得住“新的合作契机”，就看你跟没跟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步伐。
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清楚一件事，那就是，炒作“外资撤离潮”没有多大价值。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效益和质量正在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深化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展现新局面，中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国内企业不能主动适应、积极引领新常态，就会面临“生不如死”窘境。外商企业也一样，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也会感到日子不好过。
分析一个突发现象，往往要放在更长时间段来观察，得出的结论相对靠谱些。中国利用外资这事，如果放在整个改革开放的时间轴上来梳理，就会发现，中国利用外资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并完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层层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推动中国引入外资出现第一个高潮。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初现，外资从参与石化加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扩展到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围绕劳动力资源优势，外资流入出现第二个高潮。
不难发现，外资流入的两个高潮，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加剧变化、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之时。经济发展的内源性需求与外源性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前进的双极助推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在第一个高潮期，“以市场换技术”成为中国完成工业化转型的科技助力，大量外资的注入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相对不足的短板，并有助中国解决就业和发展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到充分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强烈的发展动机引爆对资金和技术的迫切需要，招商引资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因此，在这一时期，外资得以拥有“超国民待遇”，享受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理优惠等多重“关照”，一些地方甚至为完成招商引资指标，不惜以土地换外资，以劳动力换外资。这个时期，外商只要有点钱或技术，发展机会一大把，当然，赚得也相对容易。
对数量的贪婪遮蔽了对质量的取舍，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GDP指挥棒，让一些地方陷入对外资的盲目崇拜和过度依赖。尽管“超国民待遇”屡被诟病，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现代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很难避免的发展境遇。
随着中国经济自身能量的集聚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工厂”称号不值得炫耀。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尴尬再不打破，中国将沦为廉价劳动力的批发商。35美分给中国企业，20美元装进美国老板腰包，这曾是中国企业生产一个芭比娃娃的利润分配，也是中国以来料加工为主的低端制造业的真实写照。在不对等的经济关系中，不管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多大，不管外资净流入如何以几何量级增长，所谓的“中国制造”只能是贴牌的“纸老虎”，一戳便破。
时间长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接近“榨干用尽”，资源、环境频频亮红灯，中国不得不由“卖力气”向“卖智慧”转型。
2005年，美国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中喟叹“没有中国制造生活会是一团糟”，曾被国人广为传颂，一度出现的高额贸易顺差更让人欣喜。但潮水退后，“卖力气”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只能无奈地站在“微笑曲线”最低端，干看着上游输入技术和设备的外资和下游控制流通和市场的外资赚取高额利润，再也笑不出来。
10年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微妙变化，中国经济发展也步入新常态
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现在则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过去对外资捡到篮子都是菜，现在也得精挑细选，筛选技术含量更高、质量效益更高的优质外资推动中国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升级。
近年来流入中国外资在数量和质量上所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侧重点和发展模式的变化。这种大格局变化下，如果一些外商还按老黄历行事，被淘汰是难免的，不适应的走，瞅准新机会的来，也是正常现象。但动辄贴上“撤离”标签，还要整出“潮”的动静，就显得不大地道。
“中国机遇”的内涵不可能还固守二三十年前的模样。就说当前，尽管中国经济扩张速率下降，由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引资能力有所下降，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利用外资的内容也正在发生腾笼换鸟式的优化升级。
比如，就在一些低端制造业企业为撤出中国市场之时，一些外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则在找到新的发展契机。据商务部的数据，服务业已成为拉动外资投资增长的主要领域。2014年，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一半以上，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7.8%；制造业利用外资则延续近年来的下降态势。这与日本财务省对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状况的调查数据相一致，日本非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已远远超过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投资收益率也更高。
长远看，中国正在与世界经济深层次接轨，深度参与世界经济的利益分配格局。上海自贸区着力缩减“负面清单”、推进贸易便利化和完善金融改革的措施，点燃了外商的投资激情，不少外企将2014年业绩增长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关键因素，归为“站在中国经济的桥头堡上，自然站得高、看得远、跑得快”。随着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过，上海自贸区可复制的经验，将进一步完善国内投资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吸引更多优质高效的外资流入。
政策层面的调整也是“喊话”信号
2015年1月，商务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出台的“外资三法”，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进行合并和修订，这将使外商投资环境更加适应国际通行规则，在法律层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原则的落实。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13亿中国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求，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新五化”推动中国经济车轮在新轨上滚滚向前，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巨大的制度活力。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
用同样的视角分析中国引进外资的状况，2014年外资中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280亿美元，同比增长1.7%，相对于此前两位数的加速度有所放缓，但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603亿美元，10年间，中国引入外资总量翻了一倍。“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习近平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也是中国吸引外资情况的核心优势。
说来说去，一些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或过度依存于“超国民待遇”的外企离场，恰恰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模式优化升级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上说，不是什么坏事。对外商而言，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一定要搞清中国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绿色机遇、对外合作的机遇都有哪些。若如此，就是听懂了习近平的“喊话”，钱也一定有得赚。（国是论微信号：guoshilunl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