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老伯状告公交公司:我在广州住了23年 哪天才能享受本地老人同等待遇?
状告公交公司 要求像本地老人一样获得免票待遇的外地老伯游木春：我在广州住了23年还只能算半个广州人
游木春手持公交车票。
9月3日，他坐了一辆BRT公交车，司机说要买票，他交了2元，要回一张车票，并以此状告广州市第二巴士公司。
这次打官司耗时一年多，老婆和儿子一开始是反对的，说我们都是农民，有碗饭吃就行了，让我不要瞎折腾，还一度不给我做饭。后来他们才慢慢理解了一些。身边的大部分人也劝我算了，但有识之士都支持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多。 ——— 游木春
在来广州打工之前，游木春曾在福建漳州老家、江西等地做过8年左右的伐木工人。他于上世纪90年代初辗转来到广州，至今已在天河黄村一带居住了超过23年，儿女也都在广州落脚。
游木春今年66岁，他每周会花3天时间去和社区老人打乒乓球娱乐，剩下时间会蹬着一辆经过简单改装的自行车，靠帮人送送面包、饼等食品赚取一点生活费。
他说他喜欢广州这座城市，不愿再回到乡下老家，“在那里没什么发展”。然而将广州当做第二故乡的游木春，却屡遭“外地人”的身份尴尬，自认“还只能算半个广州人”。2014年9月，游木春因为一次乘坐公交车被收取了2元车费，无法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享受与广州本地老人的同等优待，一气之下选择了在晚年独自走上法庭，与广州市第二巴士公司对簿公堂，要讨个说法。
楼顶种菜
住在大城市，“还想吃点亲手种的菜”
今年11月18日下午，游木春状告广州市第二巴士公司的案子在广州中院二审进行了庭询。
11月23日上午，再次与记者见面时，游木春刚在天河区东圃广场和老年同伴们打完乒乓球。他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车后座横绑着两块木板。他拍了拍木板上的灰尘，说这就是他平时吃饭的家伙什，“靠它来送送面包、饼搞点运输，赚点生活费”。
游木春佝偻着背骑车穿梭在黄村西路嘈杂的人群车辆中，时而紧急刹车避让，动作娴熟。眼前这个靠送货为生的外地老头，很难让人将他同那个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娴熟”地引用多部法律为自己辩护，将被告方说得无言以对的老伯对号入座。
在城中村的窄巷中七拐八拐，游木春最后在天河区黄村菜市场隔壁的一栋老楼前停下。他把自行车锁进单车棚，手脚利索地径直上了8楼楼顶。“你来看看，这是我家的菜园。”游木春指着楼顶一处上百平方米，用砖头、泡沫箱子堆砌而成的园子自豪地介绍起来。
园子里种了不下20种农作物，绿意盎然，与不远处城中村整齐连片的光秃秃屋顶相比，煞是惹眼。游木春说，自己是农民出身，来广州前在福建漳州老家、江西等地当过8年的伐木工人，农活都很熟。他花了七八年时间，蚂蚁搬家似的才把菜园折腾成眼前这个样子。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希望能够吃点自己亲手种的菜，比一天到晚在市场买好，”受游木春的影响，隔壁楼的住户也在相邻的楼顶折腾了一个规模较小的菜园。
进城往事
曾为避查暂住证，将家人藏进阁楼
位于黄村菜市场隔壁这栋老楼8楼只有约70平方米的居所，已是游木春在广州买的“第二套房”。属于黄村一带的小产权房，多年前他花了七八万元将其买下。
“有很多外地人说进城难，房价高，我说是他们不懂得变通，”游木春半躺在一张老式木椅里，脱去凉拖，将卷起裤管的双脚搭在一个小木凳上。在他正对面的客厅壁柜中，一个50多英寸的电视中正播放着新闻节目。与屋内其他相对陈旧的装饰相比，这台电视机稍显“奢华”。
游木春说自己天天看报看电视，关注新闻，关心城市发展，一天都不会落下。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广州的房产政策，包括小产权房合法化等问题。“许多专家教授都支持啊，我也支持，这给多少外地人落脚提供了便利啊，”游木春说许多大学生毕业进城，花很多钱去买商品房，成为房奴，“我很轻松就解决了住房问题”。
游木春在广州的“第一套房”离现在的住所只有几公里远，也在天河区黄村，是1996年时他凭积攒下来的7万元现金买的一栋2层宅基地瓦房。后来村里当地人掀起过一阵改建翻新风潮，游木春也跟着将瓦房翻新重建，但却很快被城管找上门。
“说我是外地人，不让重建，”游木春据理力争，说周边的房子重建后地势都垫高了，他的宅基地房成了地势低洼处，一下雨就被水浸，快成危房了，“到时候出了问题，谁负责？”游木春说如果不让重建，他就要去法院起诉街道办和城管，最终重建获得了官方的默许。
两层的宅基地瓦房翻新后，重建成了6层的楼梯房，游木春将其全部用于出租，现在每个月还能收到4000元左右的租金。游木春说自己对广州有着特殊的好感，他在天河区东圃黄村一带一住就是23年，很少离开。
游木春的几个儿女也在广州打工谋生，孙子孙女们也都分别上小学、初中了。“一家三代都来了广州，但我们都还只算得上是‘外地人’。”游木春说这23年来，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外地人的身份会让他时不时遇到些尴尬。
2003年时，广州还实行暂住证政策。没有暂住证的外地人，被查到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收容遣送。
“那时候我们一家8口人，只有4个人办了暂住证。”他拿出一张当年的缴费收据称，那时外地人每人每月要交30元“户口管理费”。游木春决定家中只办4个人的暂住证，“但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每次有人上门查暂住证，就将4个没证的人往旧瓦房2楼阁楼里藏。”阁楼里平时堆放杂物，满是灰尘。谈起那段经历，游木春感慨良多。好在后来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了，也不需要交什么户口管理费了。
游木春说自己很少回福建老家，20多年里只回老家过过一次春节。游木春在福建老家还有山、有地，还种了3000株松树，600株杨梅……“将来农村的地能自由流转了，我打算把老家的东西都卖掉，不要那些牵绊。”他说，现在一家十多口人都在广州谋生，但孙子孙女们到了读初中的年纪，却因为没有广州户口，不得不被送回福建老家去上学，因为担心他们将来无法参加高考。
“这就是反向的留守儿童，”说到此处，游木春略显激动。
老来打官司
因外地人身份在广州遭遇的尴尬，让过了花甲之年的游木春感受越来越强烈。
满60岁那年，为了想和广州本地老人一样在乘坐公交车时享受“嘀”一声后的优惠，游木春曾去天河区黄村街申请过广州市老年人优待证，但因没有广州本地户口被拒。
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相关部门曾经出台过一段时间的公交免费政策，但后来紧急叫停，改成向居民发放交通补贴作为替代。游木春得知，广州本地老人可以去领取150元的交通补贴，外地籍常住老人凭居住证可以领取50元补贴。游木春前往出租屋管理中心排队，却因未办居住证而没领到这50元。
“后来一问，好多外地籍老年人都没领到，”游木春认为，相关部门没向他发放这50元的做法违法，他一怒之下将广州市政府告上了法庭，但官司最终被广州中院一审裁定不予受理，二审被维持。“大部分人都说算啦，不要去折腾了，”游木春认为这是自己的权益，不去争取就不会有。但他后来还是去办理了一张广东省居住证。
在游木春住所老旧沙发扶手一侧，散乱堆放着一堆旧报纸。“我年轻时就喜欢看报，在广州也订了七八年了，几乎一天都不落下。”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幅世界地图和一幅中国地图，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游木春说，世界上139个国家他都能说出来。
“多哥，多哥你知道在哪里吗？在非洲，那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全国30多个省份和省会城市，他说自己能倒背如流。
“我看报纸，看新闻，就是为了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掌握国家、城市的新政策，包括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有的我都会全文读一遍，”游木春说，2012年经过修正，2013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曾提到要求各行政区域要制定老年人优待办法，“对常住本行政区域的外埠老年人，要给予同等优待”的新内容。游木春通过报纸和电视注意到这一消息，“高兴了好一阵，我跟身边的老年人朋友说这下应该可以在广州免费坐公交车了”。
但在2014年2月，已满65岁的游木春再去天河区黄村街申请办理老年人优待证，仍被以没有广州户口为由拒绝。
黄村街道办民政科在给游木春的书面答复中解释，根据《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规定，“具有广州市户籍、年满60周岁的公民方可办理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卡”，而游木春的户籍不在广州，因此不符合办理条件。
在收到书面答复后，2014年3月3日，游木春一纸诉状将黄村街道办告上了天河区法院。但一直到2015年5月份过后，才被一审裁定不予受理。
2015年5月7日，游木春因黄村街不为他办理老年人优待卡一事，以广州市政府第8号令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由，将广州市政府告上法院，要求纠正行政不作为和行政违法行为。广州中院一审以广州市政府不是办证单位，非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为由，也裁定不予受理。2015年9月17日，广东省高院二审维持了原裁定。
“民告官”的路子走不通，游木春转变了策略。他以2014年9月份一次乘坐公交车被收取2元车费，未享受到与广州本地老人“同等优待”为由，将广州市第二巴士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退回这2元钱。在近期该案二审庭询时，第二巴士公司代理人曾当庭表示，“我个人可以给你2元，甚至20元，但代表单位退这2元是不行的，会违反规定。”游木春则回应，“你个人给我我也不会要，我是要搞清楚公交公司收我这2元是否涉嫌违法。”
对话
我希望将广州对待外来老人的政策推进一把
南都：这次打官司，您没请律师？
游木春：有律师说可以免费帮我，但我没同意。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最了解，才敢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律师说不定还要顾及面子，讲话会过于注重分寸。
南都：这些法律知识，平时是怎么接触到的？
游木春：我只有初中文化，但早在当伐木工人时就喜欢看报，来了广州也没间断，订过7年报纸。我有大把时间，爱好就是读书看报。
南都：读书看报的习惯对你有何影响？
游木春：能学习到很多知识，懂一些法律，学法律才有力量，也在生活中解决过不少问题。最重要的是培养了自己的公民意识。
南都：你怎么理解公民意识？
游木春：公民的含义一方面是要在生活中遵纪守法，另一方面是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了，要敢于用法律武器来维权。(他指着一份法制日报上的评论说)“法律的权威要靠人民来维护”。
南都：打官司期间有没有受到外界压力？
游木春：第一次告广州市政府时，街道办工作人员说我胆子真大，政府也敢告，三天来了三批人劝说，“老先生，事情不要闹大”。我跟他们说，对的东西，我会坚持下去的。
南都：为了退2元公交费，打官司的诉讼费都交了好几个50元了，你怎么衡量？
游木春：我不是为了这2元钱。一次我去有关部门信访时，工作人员掏出一张10元说要解决我的交通费。我觉得很荒唐，我是想咨询公交公司收这2元是否涉嫌违法，我要你个人给10元干嘛？打这个官司是希望能成为一个突破口，将广州对待外来老人的优待政策推进一把。
南都：你喜欢广州吗？
游木春：很喜欢，周围的朋友都很好，楼上种的菜，吃不完都会送给邻居。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不想再回到乡下。2012年广州建农民工博物馆，我个人捐了家信等90余件展品。
我很不孝，这么多年很少回老家去给父母扫墓。我跟老伴商量，将来身故后希望捐献遗体、或将骨灰留在广州，不要葬回福建乡下。这么做会拖累儿女每年还要回去扫墓，城里、乡下长途奔波，浪费资源。
南都：在广州23年，你觉得自己是广州人了吗？
游木春：只能算半个广州人吧，想要真正融入这座城市还是会遇到不少困难。
统筹：南都记者 卫志凌 吴笋林 张钊
采写：南都记者 吴笋林 摄影：南都记者 陈坤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