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教的“黄金时代”：十个老外在广州就有一个人是外教

日前，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官邸，一家英国大学的教职人员与他们的广州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了庆祝在广州办学三十周年的庆典。历届校友三百多人从各地乃至国外赶来参加。据介绍，作为最早在国内发展的海外大学之一，该校第一届的师兄师姐已经成了大学生的父母，三十年前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而被派到广州来“开荒”的年轻教师，如今也到了该告老还乡的年纪。

这名当年一个人独闯羊城的年轻外教、英国大学老师John Smith告诉新快报记者，三十年前，在广州，外教还是“稀罕物”，他们大多在大学的英语专业任课，单纯传播或复制海外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经验，以培养英语人才。有了中外大学合办项目以后，慢慢地才有一批外教稳定地被外派前来，他们的共同点是，停留的时间往往都不长。

三十年来，广州的外教数量增长迅猛。除了大中小学、幼儿园以外，国际学校和形形色色的语言培训机构和早教班，都雇用有一定比例的外教。随便翻开哪家学校或培训机构的宣传册，都能看到各种外国人面孔印在师资介绍页上。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线上教育项目、一对一学习App和家庭课程的外教也在增加。他们不仅仅教授英语这门语言，更逐步涉足其他专业课程，许多大学的建筑、美术、音乐等专业，都聘有外籍教师任教。

某英语培训机构HR陈先生说，一家国际幼儿园的外教就有5－10名，据估计，目前在广州的外教有七八千人，“几乎是来广州闯荡的外国人最容易找到的工作”，这个非官方数目得到了多名采访对象的认可。

这个数目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广州知名度相当高的多元文化社区登峰街是城中外籍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据登峰街外国人社区融合项目介绍资料给出的数据，截至去年底，这里常住的外籍人士有15000多人；根据3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2月25日，广州市共有在住外国人77877人——可以这么说，按照陈先生的估计，十分之一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在做外教。

外教工作为什么吸引老外扎堆去做？专门从事外籍人才中介工作的邓小姐给出的答案是：“体面、轻松、高收入。”邓小姐说，母语为英语的老外中，还有许多人因为文化地缘等关系精通多门小语种，受雇于固定培训机构的外教月薪一般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如果能进入正式的大中小学或国际学校，月薪则一般有两三万元，有资历能管理外教团队、带来资源的收入更上一层楼，能达到每月五六万元，外加各种津贴，条件好的还包吃住。

“除了外企派来的高管，普通老外劳动者在广州很难找到这样除外教以外但收入一样高的其他工作。即使只做一名自由职业外教，服务于网站、App或熟人介绍的家庭教师岗位，因应不同语种、不同专业一节课几百上千元，一个完整的课程数万元，都是正常的市场价。”邓小姐说。

不过，随着市场需求的上涨，外教规模的疯狂“扩招”也带来很多隐患，不同水平、不同目的的老外没能经过严格统一的审查，就走上讲坛教书育人。与此同时，广州消费者的鉴别能力和要求也在同步增长，其间必然会产生矛盾。

除了过把瘾、赚笔钱就离开的人，对于真正喜爱从事教育事业的外教来说，眼下对外教需求急剧增长的广州，显然正处于他们眼中的“黄金时代”。

“时代在变，外教这个群体受到的关注和挑战没有变”

30年英国老外教眼中的外教演变史——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长期的对外开放港口和历史悠久的侨乡，那时候的广州就活跃着一小撮外籍教师，John Smith就是其中之一。

John Smith回忆，当初一个人初来乍到，三十年前的广州可不像现在这样，满地都是老乡，活动范围也没有现在这样广，本地同事因为羞涩和语言障碍并不跟他亲近。课余时间，他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雇主安排的“专家楼”到大学的食堂吃饭，周末就骑到白云山转转。

John Smith坦白地说，高薪和承诺的晋升，是一开始把他按在这里的主要原因。可是逐渐地，他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对外发展历程，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广州建立了社交圈，被后来者需要和依赖，也因此产生了深深的羁绊和情感。

新快报记者采访发现，像John Smith这种有“老外教”（尽管他自己不觉得自己老，回家乡后还要重操旧业）情怀的，其实还是少数，更多正在广州奋斗的年轻外教们，有的是阴差阳错，有的歪打正着，有的仅仅是“路过”，但他们都坦承，在广州做个好外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曾有个热爱摇滚的语言外教，在课上让学生听写歌词

三十年前，刚来到广州的时候，互联网还未普及，家人远在千里之外，身边也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对于在家乡爱热闹爱聚会的John Smith来说，寂寞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幸好，一个人这么在广州待了几年以后，他的雇主认可了广州市场，把外教编制从一增加到二，他担任了这个二人小团队的主管，也有了一位来教语言的老乡，两人结伴在广州居住和生活。只是语言教师的职位流动性太强，有人因为不适应这里的生活而申请回家，有人在这里找到别的谋生门路而离职，还有人找了个中国太太然后跟随太太去了别的城市。

John Smith回忆，他曾经有个叫Fred Westham的搭档，是个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摇滚青年，他的上课之道就是在语言课堂上给学生听英伦摇滚音乐，让大家听写歌词，还常常在阳光晴好的大草坪上教学生弹吉他。Fred布置的家庭作业是看老电影，还有当时无字幕的英剧，让学生自己当“字幕组”翻译台词。虽然他没有逗留很长时间，却成了学生们心里很酷的老师。

John Smith说，“时代在变，外教这个群体受到的关注和挑战没有变。人们从对外教盲目崇拜追捧，到质疑外教的经验和水平，这对于提高外教整体的素质、约束外教的行为不无好处。在我个人的经验，哪个群体都有优秀的人和拖后腿的人，有许多年轻人自愿远离家乡，为这里的教育、这里的孩子而留下，以教给他们一门新的语言、技能，打开一扇看世界的新窗为使命。”

老外教带新外教，张罗一桌饭局“传道解惑”

随着年龄和资历的累积，John Smith成了在广州的老外教，他除了担任雇主项目的主管，带领十来个外教团队以外，还为雇主和其同行介绍来华人才，保持自己团队的稳定和定期更新，为不少有志于从事教育的老外创造就业机会。

多年来，每当团队中或者认识的老外里有新人走上讲坛，他就会张罗一桌饭局，邀请城市里有经验的外教、本地教职员和毕业的校友围坐一桌，给这位“新人”出谋划策，让他热身进入状态。在广州当外教是种怎样的体验，广州的学生需要怎样的老师……“新人”能够在饭局里得到解答。

他还会利用自己在广州老外圈里积累的人脉资源，为新外教排忧解难。当他们需要带学生课外实践或者需要来自企业和行业的专家学者当顾问、需要研究课题的时候，帮忙提供必要的资源。

“在欧洲做调查实践，学生只需要自己跑到人多的街上去，或者相关的企业、政府部门提出需求，自然会有人愿意提供帮助。可是广州的文化环境不一样，东方文化比较含蓄内敛，对人有戒心，不擅长响应陌生人的请求，想达到目的需要熟人帮忙。”因为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他在广州老外圈甚至本地学生群体里都小有名气，比新外教更了解这里的社会和文化，也拥有更多的熟人资源。

如今，从讲师熬成系主任的John Smith，在异国的城市里也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但是依然没有离开自己喜欢的讲台。

“在广州的岁月、认识的人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无论以后走到哪里都不会丢下。看到这么多孩子掌握外语作为钥匙，走向更大的世界，拥有更多选择的人生，那种快乐无法取替。”他说。

成为外教的心路历程？一人都有一个故事

A 为一句“中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西班牙女建筑师闯荡广州，成了……外教

五年前，Silva y Velásquez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建筑事务所任职，她所在公司的业务不多，许多同事都远赴东方寻找机会，她还记得一位同事上飞机前对她说：“中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就是这句话，让当时没有存款、三十好几还住在父母家里的Silva心生向往，糊里糊涂也来到了广州。

本来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可是Silva发现，这并没有想象中容易。不懂中文也没有人脉的她，最迫切的需求是找到一份能付得起房租的职业。

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房东的女儿英语，后来被房东介绍给社区的一家早教机构，从此就进入了教育行业。五年后，Silva已经成了一家主打国际化语言环境的早教机构的合伙人，还兼职在某高校开设的小语种学习班教西班牙语，月收入七万元人民币左右，租住在珠江新城一栋高端住宅楼里，还购买了一辆二手德系豪车。

这对于出身西班牙平民家庭的她来说，是生活品质的极大提升。Silva说，她的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从小到大，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我并没有非常努力，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但是感谢这个时代、这个城市，让我换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就得到这么多的财富。”

Silva笑说：“去年，我把父母接到广州来度假，他们走进我的房子都惊叹不已，问我干什么工作能赚这么多钱。当我说我在当老师教小朋友，他们都不敢相信。”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教语言的报酬都很低。但是广州的家长挑选外教有着独特的标准，选择学校、教育机构的时候，是否有外教、外教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国籍在他们眼里，都是很重要的指标，也决定着外教老师的薪酬。”Silva计划着，要把早教机构多开几家，让弟弟也辞职来广州跟自己一起干，过几年，把全家人都接来广州生活。

B 为实现音乐梦想，加拿大贝斯手进民校教钢琴，被要求剪掉长发取下耳钉

在广州地下音乐圈混迹八年的加拿大贝斯手Liam Jafferson，去年开始，成了一家民办学校的外籍教师，教授钢琴的同时也教英语。签约的那天下午，他被要求剪去一头长发，取下金属耳钉，拍了一张“完全不像自己”的工作照，后来被印刷在学校的招生宣传册上。

学校开出的月薪是一万三千元，这个收入是Liam从前当全职音乐人的三倍，他还可以免费住在校园内的教职工宿舍里，免费在食堂吃饭，这样，他离他梦想中那把名牌吉他又近了一步。

大半年过去，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还是没有完全进入教师的角色，上课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在玩音乐，只不过伙伴换成了一群中学生，“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跟他们差不多大”。

Liam曾经组过近十个乐队，发过EP和网络歌曲，经常在酒吧和各个演出场所表演，但是他认为乐队的流动性太强限制了事业的发展。“跟外国人组乐队，虽然文化语言相近，但是他们总不会在这里待得长久，总是忽然就因为种种原因要回国了，之前投入的精力，相互磨合的时间就都白费。跟本地人组呢，他们又往往太在意经济回报，有养家糊口的压力。”

Liam选择当外教的理由，让人目瞪口呆：“我想来想去，只有读中学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玩音乐，可以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稳定地在一个乐队里面待几年，所以决定用外教的身份作为起点，来发展这里的人脉。”

事实上，他发现学生家长才是发挥最大作用的人脉，家长们总是无私地为他提供一切他需要的资源，“他们想要的回报则非常简单，孩子会弹、唱一首简单的歌曲，参加一场小型演出，甚至朋友圈里发一张乐队排练的照片，他们就十分满足开怀。我羡慕他们这种亲密无间、彼此关心的家庭成员关系。”

到了周末，他就拉上几个有天赋的学生到自己的排练室里练习，学生家长知道以后也很支持，自觉做起后勤保障，承担日常的花费，还为他们介绍演出机会。“家长们很热情，也支持孩子玩音乐，愿意支付乐器的费用，几个家长硬要帮我付掉排练室的租金，还想付课时费，我花了很长时间跟他们解释，乐队排练并不是上课。”

Liam曾带着学生乐队到二沙岛江边进行露天演出，家长们呼朋唤友，制作了简单的横幅、带着气球等物品在旁助威，那阵势活像是对待一场明星演唱会。“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慷慨，成全了我的音乐梦想，我所能回报的也只是教授他们一些知识和语言。我只希望，他们现在这份支持孩子玩音乐的心，以后孩子长大了也不要改变。”

C 德国大学肄业生来华教德语，其实想要的是“在中国的经历”

两年前，德国大学生Lukas Heisenberg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来到广州，当上一所外语培训机构的教师。对他来说，担任外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跳板，给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合法身份，他想要的是在中国的经历。

教课之余，Lukas学习汉语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国内各地背包旅行，他去过许多中国人未必涉足的偏远乡村。“现在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全世界都知道未来的机遇在中国，有了在中国的经历，我回国以后，可以从事跟中国有关的工作或研究。”

Lukas说，过去的许多年里，他有部分亲戚朋友在中国找到工作，在家乡找不到合意工作，来中国当外教就成了年轻人的一条退路。

通过教学，Lukas结识了许多同事和学生，跟他们成了朋友，结伴一起到各地旅行。“我们背着大包就出发，走很远的路，到人烟稀少的山里面。往往在那些地方，人们从未见过外国人，纷纷拉着我合影，知道我会说中国话，也很愿意跟我交流，几乎无话不谈。”

他在新闻上曾看到过的广州，是一座繁华、充满商贸机会的城市，可是走进市井生活，他才发现这里有着千年历史。行走在真实的土地上，Lukas了解到一个跟西方媒体中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广州。

“我的女朋友是广州人，她的家人经常邀请我去家里吃饭，他们十分的温文有礼，整齐爱干净，对生活惊人地博学。她的母亲总是谦虚地说自己读书不多，但是她能辨认很多种蔬菜和鲜花，知道哪种植物应该怎样养，也知道如何轻松去除我弄到衬衫上的污渍。”

小贴士

30年英国老外教教你挑外教

母语为英语的人就可以教好语言？错！

“教育行业以外的人往往误解，母语为英语的人就可以教好语言，其实这是错误的。”John Smith说，关于一小部分外教的负面评价还不是最让人担心的，“跟那些缺乏能力和责任心、整天只知道兼职赚钱的外教相比，望子成龙的父母还有龙蛇混杂的教育机构才是真正的诱因，教育机构太多，老外都不够用了，自然会出现不符合资质的外教。”

John Smith眼里“不符合资质”的外教，他表示自己也见过不少，“没有教育培训的背景，也不喜爱自己的职业，对学生没有责任心，这类型的外教往往薪酬便宜，受到低端培训机构的欢迎，毕竟高校和大机构在招聘方面要求比较高，也愿意投入成本，而不是贪小便宜。”

记者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