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光明网8月18日讯 （记者吴春燕）8月15日下午，由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共政策：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新闻发布会暨特聘教授聘任仪式，知名学者汉斯·道维勒、梅里·马达沙希、伯思德、唐文方、江龙等受聘该院。

　　主办方介绍，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16-18日在广州举行，计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以往三十多年的公共政策进行梳理、界定、分析和评估。在理论和概念层面，着眼于总结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环境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政府如何回应环境的变化，而社会的各种力量又如何回应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和环境的互动如何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成功与否。同时，也研究在环境变化之后，公共政策从决策到执行的模式发生何种变化。通过本次会议，力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政策变迁模式。

　　为期两天的会议力图达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公共政策及其实践的理论分析。第二，积累和发展中国公共政策的知识体系。第三，总结中国公共政策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此次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主办的IPP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赵力涛博士、单伟博士、仝月婷博士、钱继伟博士、唐文方教授、光磊教授、Christine Wong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教授、波士顿大学政治系的傅士卓教授（Joseph Fewsmith）、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诺顿教授（Barry J. Naughton）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清华大学的朱旭峰教授、郑路副教授、杨灵副教授、张静教授等会同IPP的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本届学术研讨会共有两项议程，第一项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共政策：回顾与展望”主题讨论会，第二项是“当代中国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视角”专题讨论会。在四天的会期里，各参会的专家学者集中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发展的历史和重点问题，国际国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公共政策发展与变迁可能的方向及政策建议。现将本届国际研讨会的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共政策：回顾与展望

　　本项议程为期两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受邀参会致欢迎词。

　　郑永年教授作了“中国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的主题发言。他围绕“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屹立不倒”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中国政治通过改革而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学习、适应和变革能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最终理解、吸收并执行了促成西方发展的所谓的“七大支柱”，包括将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实用主义文化以及教育包含在内的方式应用到国家对财富和力量的追求。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在于执政党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进行了自我创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逐渐演变成为一党执政下的开放型政党体制。政治开放性促进了政治精英以一种日益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和平更迭。同时，中国的这种政党体系有助于推动政策的变化。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世界都出现了民主危机的时代，中国制度实验的意义尤其重要，其经验可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

　　 单元 1：思想解放与改革话语变迁的回顾与展望

　　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作了“产权、私法和宪法：改革面对的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的报告。他认为深入了解今日改革困局的基本渊源：产权、私法和宪法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避免改革重蹈历史变法失败之覆辙的基础。中国自古没有独立于皇权的私有土地产权，从来没有绝对私有产权的概念；从来没有私法的概念体系，只有公法中的刑法和行政法。这是中国自古没有宪法和宪治的基本原因。私法是宪法的基础。而私法的社会基础是私有产权和公民权利。私法的缺失仍然直接阻碍中国在土地制度、城乡制度、金融制度、银行体系、民营经济的改革。这同时关系到腐败的根源、不平等的根源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杨沐博士作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回顾和展望”的报告，他认为整个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双轨制，是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这两个部分。其中，非市场部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从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它就不再使用计划经济的传统管理方式，而是转化为更具效率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未来必须像现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建立依法治国，依法运行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但中国仍然不可能也不需要彻底摆脱自己的传统，精英经济这一块仍将继续存在。

　　唐文方教授展示了他的“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报告”，该报告基于2013年10月至11月中国十大城市2000个居民的随机抽样电话调查，对中国城镇居民的20项公共政策满意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调查结果展示了较高水平的公众满意度，重庆和广州满意度的有趣差异，电视及网络对满意度截然相反的作用，以及高度的政治激进主义和令人担忧的体制外抗争行为倾向。

单元 2：政治与法律领域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作了“政治与法律领域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与困局”的报告，他指出很长时间以来，司法权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现行司法体制因而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些问题，张教授提出了分析司法体制所需要的理论模式，然后对造成中国司法综合症的若干因素进行分类，并介绍了治疗这种综合症的现行解决方案，以及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和未来司法改革的方向。

　　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的报告题为“市场导向的地方政府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断点扩散的视角”，该报告提出了创新的“断点扩散”概念去概括威权政体中创新扩散的动态过程。通过对中国281个城市新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断点事件历史分析（PEHA），报告揭示了市场导向政策的“断点扩散”式的独特动态机制。

　　 单元 3：经济领域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诺顿教授回顾和展望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政策改革。他认为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其他改革的政策竞技场。国有企业在近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它们都是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一致性的共识。国企改革经历了四个连续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关于国企问题的关键词和方法，并且都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结构、不同的领导人，也有着非常不同的结果。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黄佩华（Christine Wong）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公共财政：持续的央地关系挑战”的报告，他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视角探讨了管理一个正在现代化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指出现行体制机制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改革来解决这一矛盾。

　　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教授详细考察了作为中国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级经理人”，他们所管理的国有企业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多元化的，具有显著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企业。党政机构越来越多地从超级经理人构成的阶层中招募领导人才。

　　在第二天的会议里，首先由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发表了题为“改革开放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某种程度来讲）”的主题演讲。他将干部制度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可能的）转折点，回顾其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影响。他不认同一些学者所主张的中国政治在精英和官僚层面均实现了制度化，指出干部管理制度看似提出了一系列标准，但条块关系的存在及其松紧变化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央规划力度的不同。并且，条块关系的活跃性也体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例如下级对上级的取悦）。对于近年来也出现了关于干部升迁是否是基于人治因素（如庇护关系）或功绩因素的争论，他指出，考虑到干部升迁标准的模糊性等原因，干部通过发展非正式关系而获得提拔的激励仍然显著，绩效也并非升迁的唯一考虑。

单元 4：社会领域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赵力涛博士作了题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碎片化发展主义的视角”的报告，他指出中国总体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其社会政策改革使中国更像是碎片化发展主义而不是典型的东亚发展主义。现在中国已经无法依赖过去维持东亚发展主义的有利条件（如充分就业、就业保障、年轻的人口及强大的家族）来弥补其社会政策的不足。要向前走，中国就需要改革其分化的福利体制，建立更具整合性和更为包容的福利体制。

　　单伟博士基于来自四项对中国公民的国家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追踪社区选举中选民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和政治态度的变化。

　　光磊教授通过分析2002-2003年某省报道的1205例集体上访的案例展示了该省信访官员如何回应集体上访者。他分析了为何上访者的社会地位、破坏性策略和抗议规模都无法获得政府应有的回应，并回顾了信访制度的演变，从而揭示信访活动中上访者与压制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仝月婷博士回顾了中国的经济开放与政策演变，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对外部门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新一届领导班子在2012年底上台以来，中国在包括贸易和外资在内的经济改革开放中体现出更大的决心。

　　王辉耀教授探讨了海外人才对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梳理了海外人才参与建言献策影响中国公共政策的形式，分析了相关政策的优势及改进空间。

　　祁冬涛博士和刘骥博士探讨了国际组织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机制，他们将将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分为规制型、工具型、对抗型三类，并相应地在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透明国际三个案例的基础上，讨论三类国际组织对中国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机制与效果。

　　陈玲副教授介绍了中国政策过程研究中的制度化、分权化与适应性治理等三大流派及其理论创新，指出无论是制度化、分权化还是适应性治理，现有研究所揭示的演进方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对话和规范性研究是当务之急。

　　张静教授讨论了“行政包干”作为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因。他指出行政机体的组成结构、其内部真实的组织关系和多元角色，是包干制产生的基石。

　　钱继伟博士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世纪10年代中国200多个贫困县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后发现，21世纪初以来这些县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差异无论在全国或是省级层面都有所增长。他认为这些贫困县的经济增长各异是经济分权制度和扶贫政策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