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清华大学教授，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广东省从省到市到区，从来不缺规划，而且规划的数据更新、与时俱进一直走在前列，经费也非常充足。但为什么城市、乡镇、农村会形成当前的建设状态呢？我觉得这是由于广东虽然处在高速发展当中，但在空间资源的利用、分配、保护、建造、运营等方面却还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标准和规则。

    广东的自主特征以及自下而上的活跃动力十分明显。广东之所以在历经多次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之后一直保持第一，就是这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要想明白本次规划是要颠覆这个机制，还是为这个机制构建一个更合乎现代化的规则？我认为后者更重要。因为这个机制目前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仍然有其活力和动力，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等发展机遇下，广东的侨乡资源等优势还会有进一步的放大作用。但广东的发展不能再走传统模式了，因为如东莞水乡等按照传统模式发展的地区，由于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和合理的组织布局，就导致了发展分散等问题。

    跟西方国家相比，广东的建设标准并不高，哪怕是城市建设标准。很多城市建设看起来很密，但实际上投资量并不大，我认为推倒重建还是来得及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更为明显。所以要思考标准该如何提升。西方国家之所以保持稳定性，是因为它的标准很高，虽然它的初始投资较大，但它的可维护性、可持久性比我们要好很多。这一轮新型城镇化规划，给了我们最后一次重新建设、改造的机会，如果之后再重来代价就会很大。但要形成以下概念，不是规划一百年不落后，而是建设一百年不落后。所以广东应该建立一个分层级、从城到乡的营建标准和基本底线，但这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完成。本次全域规划，就是要实现空间资源的管控，不管是保命的资源、发展的资源还是传承的资源，形成一套规则把实施机制、考核机制统筹起来，促使各部门一起合作。

    这个规划必须要分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要确定政府应该管、能管的事情，这部分需要形成刚性规则。其余部分则要要适应市场调节。中国发展到现在，有一条线需要分清楚，就是公共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关系。我们之前几十年之所以折腾，出现政绩工程等问题，就是因为公共投资干了市场的活，但却没有按市场规律来操作，这就导致了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本次全域规划作为政府的操作抓手，要确定哪些空间资源要由政府来管控、哪些应该为社会投资建立规则。如果新一轮的外来资源进一步放大化地进来，但不改变原有模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会进一步放大化。珠三角作为最接近自由市场经济得地区，不是要摧毁原有的动力机制，而是要让其经过博弈和协同，形成新规则，并设立更高的标准，而且这个规则和标准要跟对应的管理部门绑定在一起、要超越规划建设系统。

    作为一个行动性、落地性规划，最重要的是围绕空间资源。在大数据时代，有条件在一套数据系统、底图条件下，把建设信息落地。这就牵涉到空间资源刚性分配问题、开发利用问题以及敏感资源保护问题，以及具体的建设标准、低碳生态标准。因此，应当做一个全程的以空间资源为核心的基准技术平台，这就需要省委省政府把干部体系、社会价值观、判断体系和考核体系绑定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意义。各级政府、各部门都是围绕着公共投资计划来运作的，当前政府与往届政府有差别，因为它更强调规则，但这个规则需要明确政府边界并规范市场行为。当前国际趋势是加强主导规划，因为如果全部依赖市场的话，难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资本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广东乡村自组织能力、发展动力在全国偏强。这个规划应当探讨以自组织为主、以培养造血能力为主体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乡村的基本营建规则。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新农村建设经验表明，以短期疏解型的办法所形成的村庄，质量都很差，达不到习主席提出的“城像城、村像村”、“记得住乡愁”要求。所以要保留好真正的生态地区、以农业为核心的地区，不建伪乡村，城乡结合部与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地区要区分开来。真正的乡村地区应该以自组织为主，不再像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样靠砸钱来建设。北京近郊很多新农村搞了很多类似太阳能项目，现在都废弃了，之所以引发这些问题，是因为政府没有考虑它们的实际需求。内蒙古有企业主导的乡村试点，它也让农民上楼，把整个养殖场包下来，把原来的村镇完全改为养殖场，所有村民称为企业的股东，企业在内部搞循环经济，建立了一个生态循环链条，最早从4个试点村变成现在的28个，运转效果很好，这说明该案例走出了一条市场、农户、政府之间相互协调的模式。中国乡村发展模式肯定是多样化的，不可能一刀切，不能一厢情愿地采用城市型设施、城市型管理网络、城市型建造技术去解决乡村问题。广东的先行先试应当在此有所突破。

    我的一个判断是，通过规划的前景假设来吸引人、分地、招商引资的模式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实实在在地转向空间资源管制，而且是利益的本地化、本土化。需要考虑如何在守底线的情况下，引入更宽的社会资本进入这个地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没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