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悄然“革命”：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
2015年8月，酷暑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62名评委，携带着三个月的分散阅读经验，聚集在北京八大处进行更深入的集中阅读讨论。在经过了多达六轮的实名制投票之后，被称为史上竞争最残酷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终于尘埃落定，五部获奖长篇小说浮出水面。格非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作品组构而成的《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榜上有名，正式加冕这一中国目前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项。
“革命”之一：
从“长篇小说奖”
到“作家终身成就奖”
自打茅盾先生1981年留下遗嘱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已历三十多个春秋，其间，中国社会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涵与审美风尚也屡屡变迁。具体到以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茅盾文学奖，自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将笔者有幸介入其中的第八届与第九届这两届评奖状况与此前的七届评奖相比较，或许与一方面取消了初评终评两个不同评奖阶段，另一方面实行了大评委及实名投票机制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作家的权重所占份额有着明显的增加。而这也就意味着，曾经特别强调只是发现并奖励优秀作品的茅盾文学奖，其实已经在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在向以奖励作家为主的终身成就奖逐渐靠近了。
导致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具体原因有二。其一，获奖作品未必是该作家迄今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的例证并不在少数。比如，张炜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古船》，而不是《你在高原》；莫言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生死疲劳》或者《丰乳肥臀》，而不是《蛙》；王蒙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活动变人形》，而不是《这边风景》。尽管说，我们的这种推论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些获奖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可以被漠视。其二，获奖作家绝大多数都不仅有着数十年的小说写作历程，而且其总体创作成就的突出，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只要认真地打量一下最近的两届茅奖，你就不难发现，某一位文坛不知名的作家，或者创作资历尚浅的作家，要想获此殊荣，几乎不可能。即使是这次看起来似乎带有一点“横空出世”意味的《繁花》，其作者金宇澄不仅是资深的文学杂志编辑，而且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曾经有过中短篇小说的写作经历。更何况，在我个人看来，正如同陈忠实仅仅凭借一部《白鹿原》就足以成就自己文学史重要地位一样，哪怕仅只是依凭这一部《繁花》，金宇澄也完全可以奠定其在未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假若坚执于茅盾当年的遗嘱，那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茅奖这种由奖励作品为主到奖励作家为主的转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奖项设立的初衷。然而，倘若顾及茅奖设立以来历届评奖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经验教训，考虑到曾经出现过不少实际上早已被读者淡忘了的获奖作品这一客观事实，那么，这样一种兼顾作家总体成就考量的评奖转向，也就还是能够被接受的。因此，尽管在评奖结果公布后，这一事实上的评奖转向曾经遭到过不少人的吐槽，但在我看来，着眼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学现实，只要在相对公正的意义上保证评奖的质量，能够有一个同时兼顾作品与作家的茅盾文学奖的存在，其实未必不是中国文学的一件幸事。
“革命”之二：
从偏重宏大叙事
到青睐日常叙事
如果说由作品向作家的倾斜，意味着茅奖“革命”的发生，那么，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换，则也可以被看作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内容。其实，无论是茅盾个人的创作风格，还是此前历届获奖作品的总体风格，只要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更多地倚重于一种宏大叙事。关于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有论者曾经做出过认真的辨析：“平民生活日常生存的常态突出，‘种族、环境、时代’均退居背景。人的基本生存，饮食起居，人际交往，爱情、婚姻、家庭的日常琐事，突现在人生屏幕之上。每个个体（不论身份‘重要’不‘重要’）悲欢离合的命运，精神追求与企望，人品高尚或卑琐，都在作家博大的观照之下，都可获得同情的描写。它的核心，或许可以借用钱玄同评苏曼殊的四个字‘人生真处’。它也许没有国家大事式的气势，但关心国家大事的共性所遗漏的个体的小小悲欢，国家大事历史选择的排他性所遗漏的人生的巨大空间，日常叙事悉数纳入自己的视野。这里有更广大的兼容的‘哲学’，这里有更广大的‘宇宙’。这些大说之外的‘小说’，并不因其小而小，而恰恰是因其‘小’而显示其‘大’。这是人性之大，人道之大，博爱之大，救赎功能之大。这里的‘文学’已经完全摆脱其单纯的工具理性，而成就文学自身的独立的审美功能。”“日常叙事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叙事，每位日常叙事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致力表现‘人生安稳’、拒绝表现‘人生飞扬’的倾向上，日常叙事的作家有着同一性。拒绝强烈对照的悲剧效果，追求‘有更深长的回味’，在‘参差的对照’中，产生‘苍凉’的审美效果，是日常叙事一族的共同点。”（郑波光语）质言之，宏大叙事主要关注表现所谓重大题材的家国大事，而日常叙事则主要关注表现家长里短的日常琐事。从这一特定的角度观察，第九届茅奖与此前的历届相比，确实存在着一种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换趋势。
五部作品：
中国现实的五种面相
具体来说，第九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中，《江南三部曲》与《生命册》属于宏大叙事，《这边风景》介乎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之间，《繁花》与《黄雀记》属于典型的日常叙事。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从晚清时期一直写到了当下时代。这个三部曲又被称为乌托邦三部曲，因为作家的创作主旨就是要以小说的形式对笼罩中国百多年来的乌托邦实践进行深度的追问与反思。其中，尤以直击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春尽江南》最为出色。通过端午、庞家玉等人物形象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格非在批判性地反思表现当下时代污浊不堪实质的同时，更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精神彻底沦落的污浊时代究竟何为？乃是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提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李佩甫《生命册》的笔触游走于乡村与城市两端，通过坐标系式叙事结构的精心营造，把那些飘荡在城乡之间的沉重灵魂捕捉到他的小说文本中，并进一步对于这些沉重异常的灵魂进行了足称深入的挖掘与表现。其中，最打动人心的一点，就是对城市化进程所致的精神痛感的真切传达。
而作为一部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有机结合的文学文本，王蒙《这边风景》的思想艺术价值，就是在有效剥离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印痕之后，以一种相当深厚的写实功力格外真实地记录表现了1960年代前半期新疆边地多民族聚居区域的总体生活样貌。超越了政治的局限之后，王蒙所突出表现的，正是一种不可摧毁的永恒的日常生活力量。
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讲述着不无琐碎的日常小事，但金宇澄的《繁花》突出的思想艺术价值却表现在：借助于民间传统话本的叙事方式，从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出发，对于历史和现实进行了相当通透的批判性反思。从根本上说，苏童的《黄雀记》正是一部具有鲜明现代主义色彩的象征寓言体小说。我们只有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历史，沿着作家所设定的那些极富象征意味的物象，方才能够更到位地理解把握小说内在的丰富思想含蕴。具体来说，作品中富含象征意味的物象主要有井亭医院、绳索与捆绑行为、水塔、丢失了的“魂”与手电筒，等等。这些物象虽然都日常琐细，但苏童意欲为现代国人招魂的思想主旨却不容轻易忽略。
第九届茅奖评奖期间，恰逢天津大爆炸和陕西山体滑坡等一应重大事件的发生。面对沉重异常的现实，包括茅奖在内的文学似乎一下子变得轻飘飘起来。不管是宏大叙事也好，还是日常叙事也罢，在充实自身精神内涵的同时，如何才能更好地以文学的形式切入到日益沉重复杂的社会现实之纵深处，乃是横亘在每一位中国作家面前的艺术使命。
王春林，文学评论家，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