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燕：儒学与禅宗的思想史“恩怨”
儒学与禅宗的渊源，是一个不能“一言以蔽之”的复杂论题，其间充满着排斥与吸收的思想史“恩怨”。大体来说，先是禅宗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儒家基于现实关怀的人间伦理，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后来则是儒家面对时代挑战，吸收了禅宗的心性理论，开拓出了“援禅入儒”的宋明新儒学。
如果将唐代慧能禅的兴起作为禅宗正式形成的标志，那么在此之前，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儒家，都积极肯定“现世”生活的正面价值，主张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命格局中“成己成物”，实现“内圣外王”的人道理想。但总的来说，此两阶段儒学关注的重心皆在社会的政治伦理方面，而非个人的心性修养方面。
众所周知，源于印度的佛教本是一种“出世型”宗教，其思想性格与儒学强烈的“入世”倾向是格格不入的。在佛教传入前，儒学作为一种本土思想在中国已十分发达且根深蒂固，这使得佛教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性格调适，否则很难在中国扎根立足。印度的大乘佛教本有中观、瑜伽行和如来藏三大学派，后来只有如来藏一系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被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来藏思想强调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思想与儒家主流的“性善论”、“人皆可为尧舜”等说法较为接近。而由慧能创立的禅宗，宣扬“心即是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把大乘佛教不舍世间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人间化。这时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伦理已基本上儒家化了。
佛教的这种中国化，拉近了它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禅宗也因此得到快速传播与发展。到唐末五代，几大佛教宗派已相继衰落，独有禅宗风靡朝野，发展至烂熟阶段，出现了“五家七宗”。然而禅宗极度繁盛的同时，一方面牵涉到不少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心即是佛”的禅法也开始流弊丛生。这又为后来宋明理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宋代的“尚文”政治，尤其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大大促进了士大夫的人格觉醒和经世精神的复苏。加之异族欺凌所激起的民族意识高涨，一批儒者举起韩愈的“辟佛”旗帜，掀起了新一轮的排佛浪潮。如身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就痛斥佛老的“出世”，激言“不能排佛老，乃儒者之辱”。文坛领袖欧阳修则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之大患，遗害无穷，呼吁儒者要“修其本而胜之”。儒家的批判使得一些禅门大师极力弥缝儒、释二教之异，为佛教辩诬。如云门宗禅师契嵩作《辅教篇》，认为儒、佛二教皆出自“圣人之心”，皆教人为善。他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比附儒家的“五常”，强调僧人必须对父母尽孝，力陈佛教符合“王道”，在“正人心”、“兴善止恶”等方面可辅助儒教治理天下。再如临济宗的大慧宗杲禅师也声称“菩提心则忠义心，名异而体同”，并自谓“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诚如学者所言，《中庸》《大学》等著作之所以恰恰在宋代被“发掘”出来，并一跃成为承载“道德性命”奥义的儒家经典，主要不是新儒家“出入佛老，返之六经而后得之”的结果，而是契嵩等高僧大德儒者化、士大夫化的结果。
从儒家一方看，当时很多士大夫与上述佛僧的观点已趋于一致。禅宗关于宇宙、人生本原的义理，以及通过“心灵体验”来赢得精神超越的种种方法，已成为不少文士的信仰与实践。由于对佛禅义理及工夫论的长期吸收，不少儒者骨子里已到了混淆儒、释而习焉不察的地步。如二程的著名弟子杨时，晚年就认为儒与禅不仅在工夫上没有本质差别，在最终的体验境界上也没有了区别，佛教的“无垢识”就是孟子所言的“性善”，禅宗的“神通妙用”就是“尧舜之道”。
然而，佛教与儒学毕竟有着无法逾越的价值鸿沟。如契嵩禅师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名教，仅相当于小乘佛教中的人乘与天乘，属于渐教、权教而非“究竟”。这类说法，自然不能被程颐、朱熹等一批严于华夷之辨的理学家所接受。儒家要复兴孔孟之道以实现理想中的“三代之治”，便不得不深研佛、道二家学说并与之“斗法”。朱熹批评禅宗只追求无“分别心”的“理一”，而无考究万事万物之理的“分殊”；认为禅家所见之理只是虚理，不过是玩弄精神，最终导致“见处行处打成两截”，不可以拯救天下国家。曾是朱熹论敌的陆象山则以“义利”二字判儒、释，认为儒家因“义”与“公”立教，佛家则因“利”与“私”立教。
“熙宁变法”之前，宋儒大体上还保持着内圣外王的义理格局。但到了南宋，新儒学已经逐步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很多儒者对佛道智慧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儒学的精神面貌。这一变异的突出特征是儒家的“内圣”努力压倒了“外王”实践。尽管“得君行道”仍是后来大多数儒者高悬的人生理想，但从思想重心看，如何安顿身心性命则成了他们关切的焦点。这一变异，加强了儒学的内证性和宗教性，对于儒家道德人格的挺立、审美意境的提升、生命体验的深化，乃至“了生死”都有重大意义，但儒学原来强烈的经世致用品格反而因此有所减弱。至明代阳明心学的出现，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其修养工夫论尤其到了“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的地步。儒学至此，可算在思想战场上对禅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这一“胜利”，恰恰是以对禅宗心性智慧的深度吸纳为前提的。经过这次思想聚合，佛教的一些精神因子，更深刻地融入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
（作者 系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