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燕：孝道：儒家的感恩教育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一少年因为母亲不能答应自己的要求，与母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了。四处游荡一阵后，夜幕降临，饿扁了肚子的他身无分文，不知不觉在一路边的面摊前站了很久。老板娘看他很可怜，喊他坐下，送他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少年感恩戴德。老板娘问他怎么一个人来到这里，他把与母亲吵架出走的事说了。老板娘听了，生着气说：早知这样，这碗面也不让你吃了。给你一碗面，就这样千恩万谢，你母亲每天好吃好喝伺候你，你却一点没放在心上。习惯了索取，就忘了感恩。少年听了，怔了半响，一言不发，流着泪往家里走。

这个故事，触我动最深的，是“习惯了索取，就忘了感恩”一语，让我联想起中国的儒家。

儒家学说复杂深奥，但说简单也简单，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教人懂得感恩，要知恩图报。天地之间，一个人所受的最大、最直接的恩情，往往来源于生养自己的父母。所以儒家认为“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人最基本的品质，在人类美德中排第一位。“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一个人对父母都没有爱，对其他人的爱都是不正常的。

从“人要懂得感恩”的思路出发，儒家认为做人不仅要报父母恩，还要报乡党、国家，甚至天地宇宙的生养之恩。人也产生相应的责任，并随着能力和地位的提升，要从爱护自己父母，扩展到爱护他人的父母，最后连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也要爱护，这叫“参天地之化育”。这种爱与责任，当然是无穷无尽的，但又有轻重厚薄、先后缓急之分。其中对父母的孝心，是爱与责任的萌芽，也是一切善行的基础。

按照儒家的逻辑，如果一群人都在挨饿，我有一张饼，会先给自己的父母吃，多余了才会分给他人。如果父母与陌生人同时掉入河中，我要先救自己的父母，然后再救他人。人们将儒家这种处理爱与责任的模式，称为“爱有差等”。在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立的另一大学派墨家，很不同意儒家的“爱有差等”。他们觉得一个人什么好事都要先想到自己的父母，岂不太自私了，做人怎么能这样。于是提出“兼爱”的观点，主张在爱人的问题上要一视同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能有亲疏先后之分。然而，墨家这种看似更为“博爱”、“无私”和“公平”的理论，不仅缺乏情感的动力，更缺乏实际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在后世并没有流行开来。

林语堂说：“一个自然人必定会爱自己的子女，但只有受文化熏陶的人，才会孝养父母。”我们说，儒家在万千德行中首重孝道，也是不得已的，可算是用心良苦。试想，一个有着多种欲望的生命个体，凭什么才能真心爱护另一个生命个体呢？于是，儒家把孝心这一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拉出来，不惜夸张地把它喊得惊天动地，以此来警醒世人。如在《孝经》中，孔子就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把孝道视为天经地义的德行。孟子则认为君子有三种最大的快乐，第一种就是父母还活在世上。他大骂提倡“兼爱”的墨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为按照墨家“兼爱”的逻辑，人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陌生人，结果只能是把父母也当成陌生人。这是最大的忘恩负义。

在儒家所谓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中，父子一伦是“天伦”，是无条件的，其他都是有条件的。比如君臣一伦是以“义合”，如果国君昏庸，不接受臣子的忠谏，臣子可以离开他。对于鱼肉百姓的暴君，甚至可以诛杀和革命。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却不能讲条件。那么，面临父母做错事的情况，儿女又该怎么办呢？

孔子的回答是：“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大意是说，侍奉父母时，如果他们要干错事，就要 和颜悦色 地耐心劝说。父母不听自己的意见，仍然要对他们恭恭敬敬。总之，为父母操劳，不要有怨恨。有趣的是，《论语》中谈到一个“父亲偷羊”的话题：弟子叶公对孔子说，我乡里有个人很正直，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勇于揭发。孔子说，我乡里也有很正直的人，遇到这类事，父子间相互隐瞒。

孔子这种“亲亲相隐”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引来了许多批评。不少人认为，这种亲人间应互相包庇的主张，会导致更多人作奸犯科，于是提倡大义灭亲。但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发现，孔子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天伦的敬畏。在家庭关系十分重要的古代社会，儿子因为父亲偷了一只羊就将他告发，很可能会长久地影响父子亲情，甚至导致家庭破裂，这难道是明智之举吗？做儿子的要是聪明，他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将羊悄悄退还给人家。事实上，即便今天的欧美国家，法律中都规定了亲属犯罪有容隐权。因为法律如果为了实现个别正义，不惜伤害亲属间至真的感情，甚至制裁这种感情，有违于法律维护人伦情感的本意。我国的“文革”之所以邪恶，一大原因是强调“大义灭亲”的极端。

当然，“亲亲之隐”也不能无限夸大。如果父亲在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或者性侵自己的亲生女儿，这类事也要包庇下去吗？我想孔子在世，也一定不会答应的。因为儒家的“孝道”，不是僵化的铁板一块，很注重灵活运用。孔子的弟子曾参犯了小过错，被父亲一顿棒打，昏死过去，醒来后还装着很高兴的样子问父亲：“您教训我，没累着吧？”孔子听说后严厉批评了他。说为了一件小事，做父亲的不该暴怒棒打，做儿子的也不该等待受罚。万一不小心被父亲打死打残，对父亲而言是不义，对儿子而言是不孝。

应该提醒的是，我国一些朝代强调“以孝治天下”，对孝的提倡未免过了头，显得很虚伪。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中就有几个愚孝的典型。如晋朝吴猛的“恣蚊饱血”：吴猛八岁，家里穷，床上没有蚊帐。每到夏天时，蚊子很多，他任凭蚊子叮咬自己而不加驱赶，以免蚊子叮咬父母。又如王祥的“卧冰求鲤”：继母对他很不好，但王祥极孝顺。一个寒冷的冬天，继母想吃鲜鱼，王祥竟脱下衣服，卧倒在冰上，融冰求鱼。郭巨“埋儿奉母”更为荒唐：郭巨家贫，有儿子三岁，郭巨母亲曾为小孙子而减少自己的饮食。郭巨对妻子说：“咱家贫穷，不能好好孝顺父母，儿子又分父母的食物，不如把孩子埋掉吧。”郭巨也不想想，埋了孩子，绝了后代，父母岂不伤心，这属于哪门子孝道？

但在一些极特殊情况下，儒家是支持、甚至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因为“忠孝不能两全”。清军入关后，郑成功坚持抗清，父亲郑芝龙却投降了清朝。清军派他弟弟带着父亲的亲笔信，来劝郑成功投降，说：“你不过去，家父性命难保。”郑成功回信，宣布尽忠不能尽孝，毅然与父亲决裂。郑成功这种作法，最终使父亲被杀，但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孝。在儒家看来，“孝”虽然根本，但并不是最高的道德。像郑成功这样为国尽忠，无疑是一种更大的孝。

郑成功的一事，是我们平常人极难遇到的个案。然而，在当今社会，各种不孝之人不孝之举却比比皆是。近闻河南有一年轻人，因为母亲不肯出钱给他买房，竟活生生把母亲的头皮全部揭下来，想想都令人发指！

写到这里，又想起开篇那个出走的男孩。或许，我们这个社会的感恩教育，实在太缺乏了，做家长的尤其要负起应有的责任。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以笔名孙齐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