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会应邀参加抗战阅兵吗？

[ 摘要 ]如果安倍缺席，可能被解读为证实日本对侵略历史认识与国际社会有差异；如果出席，则可能被日本理解为认同中国历来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看法，从而处于道义下风。

中国两会与一般国外的议会最大不同在于，许多外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所以议会开会，是审议政策和质询政策执行。而在中国体制运行中，两会主要是对全国性大政进行向全国纵向和横向各级权力实体深度推广与贯彻的工具；因此，观察两会可以分析来年及短期内国家政策的走向。

本届外交部长王毅先生的简历既有时代代表性，又有特别丰富的职业履历，就前者说，他曾在黑龙江插队做知青，这是这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标配性早年经历，而就后者说，他不仅曾就任上上一任国家主席外交问题特别助理，深度参与外交大政拟定和执行，也有从驻日大使、国家台办到外交部长的完整履历，同时，身为外交学博士，还曾在美国作为访问学者游学，他的风度，口才和形象，都为人们注目，可以说，是历来最有国际范儿的外长之一。

在本次人大外长记者会上，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还是通过王的答问来解读近年处于低潮状态的中日关系政策走向。而这一问题又因为中国今年是否邀请安倍参加中国抗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周年阅兵仪式更加突出。

中国决定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而且突出中国抗战的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性质，这使得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国日本处于非常尴尬地位。中国首次邀请外国首脑等参加阅兵活动，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如果安倍缺席，则可能被解读为证实日本对侵略历史认识与国际社会有差异；如果出席，则可能被日本理解为认同中国历来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看法，从而处于道义下风。

关于是否邀请，本年度两会前，中国一直持模糊答复，但在今次的外长媒体会上，王毅说：“我们会向所有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发出邀请，不管是谁，只要诚心来，我们都欢迎。”这就相当明确了中国将会向安倍发出邀请，而是否参加的球已踢给日本方面。所以，这一大家持续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变为“安倍会不会来”的问题。

从日本的安倍政府方面看，来与不来肯定要做重大的利弊分析。总体来看，来的可能性很高。首先，因为中日东海主权争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特别是高层外交几乎长期处于冰点，中日首脑外交冻结，这对于日本在亚太的外交构成很大压力，而本次如果安倍以首相身份参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则不仅能获得中方好感，进而与中国高层展开对话，同时也能寓攻于守，连打带消，冲淡历史问题对现实日本对华政策的道义牵制。

其次，中日外交近年虽因主权争端处于困难，但中日作为亚洲主要大国和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经济体，同时也互为首要贸易伙伴，两国关系的低温危害是双向的，而且，争端朝军事化方向发展，显然不符合双方利益，因此，危机管控实为双方心照不宣的共识。要实现有效危机管控则必须进行高层外交互动，对于日本而言，在历史问题上尽量摆脱被动也是确切需求。对于实现这些目标，安倍如能参加阅兵，明显是有益的。日本首相曾参与俄罗斯类似大阅兵，借此显示今日日本与历史上的侵略国旧日本划清界限，对当时日俄关系有所推动。这会对安倍是否接受邀请提供很大借鉴作用。

其三，单就经贸活动本身而言，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日经济虽有日益增强的竞争性，但无论在全球和地区经济问题上，还是双边经贸领域，合作的需求也在增加。受经济形态和产业转型的影响，日本1980年代以来对华工商投资的热潮在迅猛减速，中日经济的深度镶嵌，在合作与解决纠纷两方面，都不可能允许外交进入长期冬天。日本经济界与企业界老一辈对中日关系一直持很促进的态度，在安倍上一任首相任内实现的对华外交突破本有经济界的推力，而对于目前困难局面，日本经济界也一直在大力活动，希望打破困局。这些都对对安倍是否参加阅兵，甚至现实第二次破冰带来相当影响，安倍在国内力推安倍经济学的关键时期，也不可能忽略这些人的愿望。

其四，从王毅讲话看，虽然对中日历史问题仍维持较高调的声音，但最新局势发展显示，中日双方管控危机应达成了某种共识。APEC会议期间实现了首脑会晤，得到四点声明，这是两国关系缓解的重要标志。最近，中日同意双方海空相遇规则和海上安全问题会谈继续，这些紧张都显示，在长期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之后，虽然双方原则立场不会后退和妥协，但都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管控危机，从而不至于被失控情势拖累，甚至进入不可知的局面。在这些进展背景下，如果安倍参加阅兵，无疑会使双方关系更大程度缓解下来，因为这毕竟是日本借机对中国领导层和公众表明对历史问题起码认识的极好机会。必须看到，在安倍参加中国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大阅兵的问题上，日本并不是无利可图和处于完全道义被动局面。

此外，一些容易被公众忽略的细节也须予以注意。王毅任驻日大使时期，正是中日关系处于最困难时期，其在日本的口碑尚算上佳。这一经历使中国对日决策与实行层面与日本政商两界在政策的争吵之外，有了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私下沟通网络。中日复交之前的中日民间外交很多人应该记忆犹新，作为现代史渊源深厚的东亚国家，中日私下的和民间的沟通历来在两国关系发展方面起非常重大的推手作用。1972年中日复交的决定性前提是公明党党魁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的会谈，这已成为佳话。在今日中日关系中，这些来自经济界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依然如故，应该说，40年后，中日社会的个人与民间联系渠道实际上更畅通和宽广了。应该说，中方也是乐见安倍成行的。在这一意愿判定下，中日民间与私人管道的沟通应该不会少。

最后，从亚太与全球战略大局来说，中日关系值得关注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全球与地区战略政策。因为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欧洲安全威胁，以及由于ISIS崛起带来的中东变局，很明显，在美国最新的战略优先顺序棋盘上，欧洲安全，ISIS挑战，恐怖主义与网络安全已居于中国的潜在挑战之前，这反映在美国战略构想上，即是2011年以来甚嚣尘上的亚太单重心战略面临实际调整，亚太再平衡面临再再平衡。这对于日本来说，除了意味着作为美国主要盟国在西太平洋和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也意味着作为历史上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美国关注中日争端的力度和资源更有限，而美国不愿意因中日关系激化，特别是矛盾军事化带来西太不确定性的态度会更明确，这就使得日本必须考虑更主动的措施，以缓解中日紧张在对美关系方面带来的压力。这也会对安倍是否来华参加典礼构成一个考量因素。

在几年的争端之后，中日内部都积累了相当负面的能量，这是中日关系今天的现实问题，但危机的发展也带来转机，即双方改善关系的需求。简单来说，如果安倍能应邀参与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则对于中日探索新常态下解脱外交困局无疑是有正面的价值，也会是中日双方外交主动的成果。因此，安倍参加中国阅兵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最起码，也会在寻找合理借口缺席的情况下，派出中方满意的高阶代表参与此事。如果现实发展情况相反，则意味着中日关系仍将向不明的海域航行一段。

腾讯新闻客户端特约评论员 陆子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