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调查落马官员生活:工作废寝忘食 生活贪污腐化

03.09.2014  06:43

  乔翠霞 女,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曾任山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

  9月1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乔翠霞和魏联合的署名文章《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开篇即提出:“‘一边是工作上的废寝忘食,一边是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随着近期多名官员的落马,“反腐”成为年度热词。而为何部分落马官员有生活作风问题?乔翠霞和魏联合的调研也许能给出一个新的参考答案。

  他们曾在山东省委党校对450多名官员做过有关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问卷调查。在他们看来,调查结果显示,非常态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以及异地任职的经历,易使干部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走上腐败之路。

   让公众了解官员真实状态

  新京报: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调查?

  乔翠霞:我在党校工作16年,接触官员多,对这个群体很关注,他们身上有闪光点,但整个社会大氛围下,不少人对这个群体的认知是负面的,我们想让公众了解官员真实的状态。

  新京报:针对官员的生活状态做调查比较少见,有受什么启发吗?

  乔翠霞:真有一个,今年春节央视推出了“家风”报道,我觉得找得准,现在都说践行核心价值观,但不能空对空,家风就是很好的微观载体。假如一位官员工作兢兢业业,但家庭生活一团糟,在子女的成长中角色缺失,我想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

  新京报:是否也和当前的反腐形势有关?

  乔翠霞:确实有反腐的大背景在前。如果中国发展是辆前行的列车,官员群体肯定是车头,我们看这段时间官员被查,很多伴有通奸、生活作风问题,难道这类群体全都作风不好、生活腐败吗?该仔细去分析,这个群体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新京报:你有做社会研究的学科背景吗?

  乔翠霞: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学政治学,博士学的是产业经济学,有这7年的积累,我非常关心政治的东西,是天然的一个兴趣。

   样本能覆盖官员群体

  新京报:调查问卷的设计花费时间长吗?

  乔翠霞:从我们有想法到出问卷,大概3周。其中征求了不少研究政治学老师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几次。

  新京报:在设计问卷时会有哪些考虑?

  乔翠霞:首先问题不能太多,不然对方不太理你,也不能太难答、太敏感,一看都是反映负面的东西。还有细化到问卷答案的选项,比如异地任职年限,不同选项时间段怎么划分,各方面都要考虑。

  新京报:调查对象的样本是如何选择的?

  乔翠霞:还是依赖已有的资源,党校长年有官员进修班,调查样本基本覆盖了党委、政府机关、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高校、部队等部门,涉及副科至正厅各级,多个年龄阶段。

  新京报:会有顾虑吗,担心官员不接受这样的问卷调查?

  乔翠霞:最后收上来问卷大多是匿名的,很少有官员填写真名,再者问卷中没有特别敏感的提问,唯一比较敏感的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支出等,这一项有的官员就没填。

  新京报:设计这一问题是想调查裸官的情况吗?

  乔翠霞:跟裸官没关系。出国留学通常花费多,主要是想看子女的教育给官员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最后看调查结果,山东省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异地任职易引发官员家庭危机

  新京报:你在文章开篇说,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贪污腐化,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哪些数据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乔翠霞:中国官员真的挺累的,问卷显示,多数官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均超过8小时,其中“8小时”为19.74%,“8-10小时”为64.65%,“11-15小时”为14.75%,86%的受访者被要求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

  新京报:但你所说生活上的贪污腐化,在问卷调查中看不到这样的数据支撑。

  乔翠霞:这更多是基于对现象的分析,类似于推理,现在大多落马官员多伴有生活作风问题。但如果问卷中谈这样私密的东西,很难得到真实答案,面谈的话更不会告诉我们。

  新京报:这样的双面人生在你身旁有真实的例子吗?

  乔翠霞:确实存在,比如一些官员,曾和我们一起到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日常相处能看到他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后来看到他出问题,自己就感慨颇多,甚至心理上会接受不了,一直会疑惑,怎么会这样?

  新京报:你在调查中也很关注官员异地任职的情况。

  乔翠霞:以调研情况看,一半以上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75.6%因各种原因曾两地分居,这是引起官员家庭生活危机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你觉得感情生活的混乱和异地任职有怎样的关系?

  乔翠霞:我们知道古代官员异地任职是为防止腐败,但现在因为交通、通讯的发展,防止亲情上的腐败已大打折扣,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熟人社会的监督,熟人会给他工作、生活一种压力,异地任职反而缺乏这种监督。

  新京报:没有异地任职出现腐败的可能性就小吗?

  乔翠霞:其实对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成为官员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建人脉网络已成官员“必修课

  新京报:问卷中有一个按在外就餐频率将对象从高到低排列,这一问题能反映出什么?

  乔翠霞:通过看官员这一周跟谁吃饭,我们发现,家人团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级领导吃饭等公务比较多。

  新京报:这也是容易引起腐败的一个因素?

  乔翠霞:公款吃喝泛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觥筹交错中“搞定”。

  新京报:你觉得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乔翠霞: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这种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际应酬,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评价体系要回归正常

  新京报:你最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来表达什么?

  乔翠霞:如果说前3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轨期,现在就是常态化,除了经济的中低速增长,社会的发展应慢慢步入正常状态,生活、工作方式也该进入常态化。以往官员在“爬坡”时特别努力,扭曲了一些东西,现在这些应该回归正常。

  新京报:扭曲的是哪些?哪种状态又是你理解的“正常”?

  乔翠霞:扭曲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两者都不可缺少,有工作,也必须有生活。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很难看到为工作两地分居的状况。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官员的评价体系应该发生变化吗?

  乔翠霞:确实要改变过去单方面塑造“铁人”式领导模范的思维定势,培育“新型官员”,官员形象更加真实,更接地气。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尝试,比如在做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希望把“”这一块放进来。

  新京报:但“”这样的标准很难量化?

  乔翠霞:确实,是很难的问题。怎么解决,也需要很多思考。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八项规定后,大吃大喝确实少多了,官员之前可能是不愿意应酬,但不得不,现在是不能做。比如我和学生谈话,问八项规定后他们家庭生活有无改变,他们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家里人吃饭多了。这种家庭的回归,我觉得就应该是纳入考核的。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今后继续做类似的调查?

  乔翠霞:我们一直觉得这个题目有价值,希望做一个大的课题,长期去关注官员群体,过两三年,长期追踪,比如通过追踪反腐形势给官员带来的变化,去揭示群体背后的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