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实习生异乡生存战：偏僻村庄租住8平屋子
离开北京后的刘亚在学校参加春季招聘。四川大学席超/摄
夏梦怡在出租屋内制作视频。四川大学陈睿雅/摄
李达伟武汉大学邓昕/摄
杨威在出租房里读书。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李佳丽/摄
编者按：早前曾有预测称，2015年的应届毕业生预计将达到750万人，就业形势依旧严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和普通务工者一样，拥有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迁徙到大城市的源动力—为了梦想，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应届毕业生，或在秋季招聘时信心满满地抢占先机，或在春季招聘时略显焦灼地等待召唤，还有的，则期待用实习期间的优异表现，为自己争取到成为正式员工的机会。
这也意味着尚未拿到毕业证书，还未正式走出校门，他们就要开始尝试融入社会，自己解决一系列的生存问题。对于那些为追梦来到异乡打拼的大学实习生来说，找房、租房，如何尽快踏上实习单位的节奏，几乎成了他们正式入职前的必修课。而这看似波澜不惊的几个月，很可能将就此改变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这些身在异乡的大学实习生，他们与其说是在为生存而战，不如说是在为梦想打拼。我们从中寻找了4个颇具代表性的大学实习生，透过他们的奋斗、努力和艰辛，不难发现或许起点有高低，但对梦想的追求没有高下之分。
“能从北京公交车的拥挤中感受到压力，还有活力”
刘亚接到了一家电视台外包项目组的两通电话，他估摸着比较靠谱，便内心喜悦地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我要来北京实习了。”
父母欣喜之余，和房东约定租下自己10平方米住处后面那间8平方米的屋子，每月房租350元。这里是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东五环外的偏僻村庄，北京东郊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从村东走到村西也就10分钟”。黑桥村的人口流动性很大，大量的农民工居住在此。
刘亚是四川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2011级的学生，寸头方脸，皮肤略黑，性格开朗。2014年6月24日，他拖着28寸的行李箱，踏上北上列车，箱子里装满夏秋冬三季的衣服—这应该会是一场持久战。次日中午，爸爸在北京西站迎接刘亚，妈妈在家准备了粥、青菜和肉，“按我们的惯例，远途下来喝粥会比较爽”。
刘亚的爸爸在北京做木工活儿，妈妈的工作则是打磨水泥墙。
刘亚说，在黑桥村里，人在北京的感觉并不强烈。接下来的几天，同住在黑桥村的老家亲戚—大舅、小舅、姨妈、姑妈等，轮流为刘亚接风，这既是对小辈的关心，也是对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的重视。亲戚们同刘亚的父母一样，大约在10年前，被一场终于席卷到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镇龙镇万家村的“外出务工潮”裹挟到了北京。
刘亚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柜子，他办了每月60元的宽带。他住的村子里有公厕、公用的简易浴室和水房。
从2014年6月30日，刘亚正式接手工作。项目组正筹备2014年的“相约北京·童心如歌”全国青少年微电影艺术节。刘亚负责新媒体内容编辑、图片视频处理、跟拍艺术节中的选手和家长等工作。工作地点在东四环四惠附近，他每天6点10分起床，倒两趟公交车，通勤时间将近两个小时，车上不挤的时候，他就看手机新闻或电子书。
那段时间刘亚的妈妈恰好没工作。刘亚7点多到家，晚餐已经在等他了。有时父母周末上班，他就在家给父母做饭。
项目组加班的时候也不少，晚了，项目组会请大家吃吉野家招牌牛肉饭。艺术节前后，盒饭的味道多了一种选择—招牌鸡肉饭。“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味道。”刘亚回忆道。
北京最闷热的夜里，屋内的小窗透不进一丝风，身边的电风扇吱呀地叫唤，刘亚搬来一盆凉水放到床边吸热，但仍难以入睡，于是他索性把凉席铺到地上。
8月期间，BAT在2015秋季校园招聘格外引人注目，彼时的刘亚天天关注校园招聘信息，觉得拥有广播电视新闻学的专业背景、知名媒体的实习经历，应该有望转型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新媒体运营，然而除了投简历和参加笔试，他没能更进一步。
直到2014年12月28日，刘亚才离开北京。9月至12月，他在一家名叫界面的财经新闻网站交通组当实习记者，除了每周二的选题讨论会，其余时间，他都在家电话采访当事人或是直接奔赴事件发生地点。其间，带他的老师曾透露过他有转正的机会，但12月底，当他决意回学校做毕业设计时，界面向他发出了离职通知。刘亚说：“最后感觉老师对我不是太满意。我对交通组的选题感兴趣的不多。虽然最开始到界面，人事处就问过大家有没有想转去其他组的，但我想交通组的老师把我招进来，我总不能一进来就跑了吧……”
如今，他正在学校积极地参加稍显冷清的春季校招，希望能在北京、广州或成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刘亚说：“你能从北京公交车的拥挤中感受到压力，同时也有活力。你身边接触的都是有理想有斗志同时也很有才华的人，让人深受感染。另外还有非常多的机会。这些可以让你暂时忽略北京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
“毕业之后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影视方面的”
夏梦怡是3月11日晚上到的北京，当晚住在猫宿的胶囊公寓，100元一夜。“我最坏的打算是，如果实在租不到房的话，就在那里（猫宿）住一个月，而且不用买被子。”
3月12日，夏梦怡只翻看了一个信息分类网站，便相中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出租房。中介带她到了这间位于某垃圾场附近的居民楼里，单间房租加中介费共3000元，夏梦怡认为窗外飘来的垃圾气味还是可以忍受的，便开始跟中介砍价，最终磨到了2300元，不料房东却在电话里表示不愿意将房子短租出去。于是又开始四处找房源，最终在北京雍和宫附近的官厅胡同里，找到了梦怡如今的住处。从此，梦怡每天花10分钟就能步行到光线传媒。能以2300元的月租拿下小屋，再花500多元置办日常用品，她觉得很划算。“我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她租住的是一间10平方米的次卧， 这个房间被紧密地嵌在一幢6层楼高的旧楼里，楼梯间里贴满了“疏通下水管道”和“改装空调线路”的“牛皮癣”。
梦怡的房间紧挨着卫生间，这套房里还住着一位女博士和另外两位女生。厨房有些破旧，但她已经尝试过给自己下了碗面条了。接受采访时，梦怡刚刚从片场回到住处，有些疲倦地侧坐在椅子上，招呼客人坐在她的床上，还递来了木糖醇、费列罗和猕猴桃。床上有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床被芯，床头挂着一溜花灯。3月15日北京停止供暖，她多垫了一个毯子，晚上穿两件衣服睡觉。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北京实习，但这一次，关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极有可能是她作为职业影视人的起点。
夏梦怡大二开始接触纪录片，已经陆续完成的《外国人在长沙》、《隐居中国》和《我的第一位》3部作品，在国内各大视频网站均有播放，作品讲述了她眼中的外国朋友。《隐居中国》让她收获了包括巴黎青年国际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并被湖南当地多家媒体报道。
2014年11月，22岁的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夏梦怡身着黑色连衣裙来到电视节目《职来职往》的舞台，她说自己并非科班出身，想谋求一份月薪5000元的微电影导演工作，“能力很高，姿态很低”，最后她得到了光线传媒副总裁刘同的“爆灯”，刘同诚恳地说：“因为你没有毕业，我们就只能是（提供给你）试用期的工资，每天100块；你毕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定薪，比方说3500～4000元。”最终，她接受了光线传媒递来的橄榄枝。
笔者面前的夏梦怡是一个染了一头黄色短发，穿黑T恤、黑皮靴、黑色紧身裤以及黑白相间毛衣外套的干练女生，身高不到1.60米，大学期间常常熬夜剪片遗留的黑眼圈和“泡泡眼”，掩藏不住黑眼珠子望向你的那分执着。她操着一口非常有港台范儿的普通话，性格则透着北方人大大咧咧的爽快劲儿。
3月13日，梦怡在光线传媒报道。刘同问过她想干什么，她回答是“电影纪录片”，刘同说那就是EPK啊。EPK包含针对电影的预告片、花絮、采访、纪录片等。于是3月14日下午，梦怡和来自纽约电影学院的实习生一起去了摄影棚，跟拍由光线传媒投资和制作的电影《左耳》的后期花絮。
梦怡和学影视的很多人一样，对纽约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有种本能的憧憬，“我没有钱出国留学，所以我不会去想这些东西……人还得现实一点。”她本来打算去读北影的研修班，但一年学费得4万元，家人说：“你还是慎重考虑吧。”
影视是一个“烧钱”的专业，而她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父母在她5岁那年和村里很多人一起离开广州增城去了长沙，做小型汽修生意，随行带上了两个儿子。梦怡是一年后才第一次到长沙，由于她坚持不愿与家庭分离，父母才把她留了下来。
她上高一那年，因为户口原因回到增城。增城有很多学生的父母远在异乡打工，她在学校受到排斥，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外地人。男同学经常打架、吸烟、上课跟老师拍桌子—夏梦怡觉得，留守儿童在缺乏安全感和爱的环境中长大，太容易变成那个样子。
夏梦怡说：“你不能总跟家里人说我要什么，我就跟家里断绝关系，你要考虑家里的实际情况，我以前都不懂这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今，她手头还攥着某知名视频门户网站、某知名电视媒体、某知名旅游节目的offer，而光线传媒也给了令她满意的实习待遇。
“其实，毕业之后做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是影视方面的。”夏梦怡自得其乐地说。
“一群年轻人住在一起，有点像美剧《老友记》”
李达伟，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大四学生，目前已经被保研到上海交通大学，专攻电子方向。在学院提供的众多资源里，李达伟看上了上海伊顿电气中国研究院的实习机会，院里只有4个名额，他跃跃欲试，“一方面我想感受一下外企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也想亲身体验一下上海的生活”。最终凭借公平竞争他拿下了实习机会，实习时间为3～6月。此外，他还计划在此完成自己的校外毕业设计。
他的实习工作主要是参与软件开发。公司的大部分职员都是海归博士，对新员工的培养采取一对一的帮带制度，李达伟感觉收获非常大。
“本科学的都是基础知识，课堂上讲的多为理论。而进入到企业真正了解到软件开发的具体流程以及企业分工，对我而言是非常新鲜的。”同时，作为一个研发机构，研发成果虽然不会直接投入生产，但能够把握科研的最新趋势，还是让李达伟受益匪浅。对于还想出国读博士的他而言，“在这种西式的工作环境实习，开阔眼界，肯定对申请出国读博是有帮助的。”
李达伟与5个朋友一起合租了一套复式的房子，每人每月水电房租加在一起1400元左右。虽是一套新房，但装修比较粗糙，而且是商住两用房，环境比较吵，但交通方便，步行至地铁站只需10分钟。附近还有菜市场和球场，生活也比较便利。尽管公司提供的住房补贴和少许工资并不足以抵消他在上海的全部花销，但是他和父母都觉得这笔钱花得值了。
5个室友，有一个是同班同学，两个是同院同学，一个是不同学校但在相同单位实习的，还有一个是在上海找工作的同学。“一群年轻人住在一起，有点像美剧《老友记》。”他们下班回来一起做饭吃、夜聊，周末玩桌游打牌或一起出去旅游，感觉很开心。
虽然刚刚实习不到一个月，但是李达伟非常享受：企业职员大多是海归博士，工作环境、思维方式都比较open，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直接简单，相处融洽，大家平时下班也会一起打球。此外，他感觉与实习经理的沟通就像朋友一样，完全没有上下级间的拘谨。
愉快的实习过程让李达伟收获了许多课堂以外的知识，也结交了一群好朋友，渐渐地，他还喜欢上了上海这座城市。但是，李达伟也有淡淡的失落，这份实习让他错失了很多毕业活动，错过了很多永远无法弥补的记忆。“毕业篮球赛又要开始了，但是我在实习没办法过去，感觉很遗憾！”
“我喜欢可以通过每天的努力去获得进步的工作”
因为之前交流较多，杨威得到了某知名媒体贵州站站长的赏识和信任，站长给了他一个实习机会。
2014年7月底，杨威收拾行李来到了贵阳，他和朋友找到了在贵阳的几个中学同学—他们毕业于专科学校，已经出来工作。这些同学住在一套快要拆迁的职工宿舍内，三室一厅，杨威入住后，3间卧室里就住了6个人。虽然房子比较旧，但相对400元的房租还算公道。杨威收拾了卧室，扫地拖地，自己买来布匹做了一副窗帘，再将椅子与木块钉在一起，中间架上钢管做成晾衣架子。杨威每天四五点起床，赶在6点之前到报社，更新客户端的新闻。
由于房子要拆迁，杨威只好离开那里。之后，他和朋友找到了另一处位于一楼的两室两厅，他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房租每月700元。宿舍有网络，杨威早上6点前可以在家将客户端后台的新闻更新好，然后9点前赶到办公室就可以了。
但是在2014年11月的一个早晨，杨威醒来发现放在客厅的两台电脑不见了。随后他发现窗外的防护窗被撬开了。他回忆说：“我忘了关窗户和窗帘，小偷可能用手电筒的光看到了屋内的情况。”丢失了自己和朋友的电脑，不仅再购置电脑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且电脑内资料的丢失也让杨威内心很沮丧。所幸，之后报社提供了电脑可以供他暂时使用。
实习期间，杨威不仅要完成新闻客户端后台的内容更新，有时还会参与采写报道、策划活动的任务。一旦忙起来，便要连夜采访、熬夜写稿或制作活动宣传物料，等等。杨威觉得这正是自己想要的工作状态，“我比较喜欢可以通过自己每天的努力去获得进步的工作。”他的勤奋敬业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6个月后，也就是在2015年2月，这家报社贵州站站长透露了想留用他的意愿。
杨威就读的大学是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他有时会心有隐忧：“面对来自985、211这些重本院校的学生，我就会担心自己做得没有他们好，担心让老师失望。”这种担忧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实习过程，也成为他努力学习工作的动力，“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放下这种担忧”。
在异乡工作的杨威时常感到缺乏归属感：“感觉心里挺孤独的，找不到能够诉说自己内心困惑的人，对未来生活的无力感便更加强烈。”
3月初，杨威回到学校，为了避免重新找房，他从报社的一个普通员工那里借了2500元钱，和朋友续租了房子。这笔钱，他没再问父母要，“我心理上有负担，自己已经22岁了，父母为我付出很多，而我马上就要走向社会了，所以想等自己工作后，再把钱还上”。
杨威的父母都是农民，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父母一直尽力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高考结束后，他被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录取。因为曾经阅读过普利策、法拉奇等知名媒体人的传记，对他们的新闻理念和人生经历心生敬仰，杨威便选择了新闻专业。
杨威评价自己就是有种“下得烂”的精神，这是他家乡的一句俗语，意思是能吃苦。他相信，就算做再困难的事情，只要能够坚持下来，肯吃苦，就一定能够看到成果，而他也庆幸自己已经看到了—结束在该报社的实习后，他又收到了几家不错的省级媒体的offer。
杨威希望自己未来的工作地点能在离家比较近的城市，他也很愿意回到那家实习过的报社，因为那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中山大学贾喻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