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贵子”争论再起：谁的孩子上北大？
2014年12月3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南山台子，一辆接孩子的摩托车上搭载了3名刚放学的孩子。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图)
学生家长职业构成与职业人口分布比较(1985-2002)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截图)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谚语或许给了我们通过读书可以轻松改变命运的错误印象。现实并不是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的。
“知道”(微信号：nz_zhidao)跟你谈谈到底谁的孩子能上北大清华。
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如果可以，怎样做?
这是知乎上的一个提问。对此，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大一学生张小林结合她老师课堂调查的数据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并不是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的。短期来看有运气的影响因素，长期来看有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个回答获得了一万多个赞同、一千多条评论。被转至微博等处后，“寒门贵子”的争论再起。
如果说张小林引述的调查样本量太小，可能存在抽样误差的话，本科生学籍卡所记录的家庭信息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全貌。
梁晨、张浩、李伯清等人通过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的翔实资料对两校学生的社会来源做了深入分析。在其合著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中，他们通过对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和总人口的职业构成，计算出各个阶层进入北大和苏大的辈出率。如表1所示。
注：其中干部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农民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工人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2. 北大学生父母属于不同职业时会被计算两次，故比例之和可能超过100%。苏大的数据仅根据父亲职业进行分类计算，若父亲有一个以上职业，则根据学籍卡中所填第一个职业计算。3. 工农群体是指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之和。
从1985-1995年，北大三到四成的学生是占全国人口2%的干部的子女，干部子女考入北大的辈出率在20%左右，远高于其他职业。同阶段，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在北大学生比例约为四成，专业技术人员辈出率约在7-9%，居第二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农群体。占总人口85%的工农群体的子女在北大学生中的构成比例只有四成左右，其辈出率不到0.5%。而在地方性的苏州大学，这种不同职业之间辈出率的差异同样存在，只是干部群体的辈出率下降到约为10%，工农群体则保持在0.5%左右。(这里“干部”身份不宜作过度解读，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均被算为干部。)
显然，不同家庭职业背景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并不均等。而这种教育机会不平等既是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家庭职业背景等方面的差距导致了受(优质)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而另一方面，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毕业去向大不相同，而随着大学扩招，这种差距也在增大。这正是社会分层再生产的恶性循环。
不同社会职业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均等是世界普遍现象，教育并不能直接带来大面积的社会阶层流动，换而言之，通过读书就能改变命运的是少数。“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谚语或许给了我们通过读书可以轻松改变命运的错误印象。
事实上，封建时代的科举取士名额极少(何炳棣估计，清末约有生员50万人，举人4万人，进士4千人，以1750年成年男性人口计算，生员约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0.01，举人约占0.001，进士仅约占0.0001)，而其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
就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而言，父母职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可以用一组数据说明：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学生占到了1/3强。对比而言，中国教育所带来的社会阶层流动更大。
然而，这并不够。在现代社会，接受良好教育或许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公平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在贫富悬殊、社会分化的背景下，保障这一基本的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参考文献：梁晨，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李中清(2013)，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生社会来源，1952-200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