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国家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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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通俗剧式的情爱花絮以及因恪守情节完整性的规条而补上的蛇足，最终使《邻镇战争》(三崎亚记著，林青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陷入一般商业小说的泥淖，但小说的开篇设定，是如此沉着而又令人震撼，逼着我们从思想的角度而非以文艺的标准来审视它。

        小说的设定是，在相邻的两个小镇间发生了战争，然而，这种战争既没有硝烟，又没有流血，至少在表面上，交通通畅，人们如常上下班。从可见性的证据来看，只有报纸上对战争正在进行这一事实的确认和战死者人数的攀升，表明的确有战争这么回事。小说里的男主人公被征召参战，成为侦查兵，可他根本找不到敌人在哪儿。对此，“舞坂镇总务课邻镇战争股”的办事员小姐开导道：“把战争限定为你印象中的状态，是非常危险的。战争可以以各种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现在，你确实为战争提供了帮助，参与了战争。请千万要有这种自觉。”

        这一无形的战争的荒诞之处恰恰在于，今天，我们是只能把办事员小姐讲的每个字都当真了。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世界上真实的战争已经在以不可见的方式展开了。坦克、枪弹和伤员构成的“热战”，只是我们泛黄了的刻板印象而已，在现实中，战争已经等于报纸上的说辞和数字了。

        在战争的不可见性的另一端，是发动战争的理由的欠缺以及参与战争者的例行公事。为什么向邻镇发动战争？不是因为两镇之间有世代血仇，不是因为政治摩擦或经济利益冲突，甚至不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野心。发动战争，居然只是镇的行政工作的发展计划之一，早几年就写到预算案里去了。为什么发动战争呢？只不过是要让行政的体制能不断地运转下去。为了这一体制的存续，必须得搞出点事情来。

        《邻镇战争》的这一设定令人不能不联想到福柯在晚年探讨过的“国家理性”问题。一位叫C  hem  nitz的日耳曼学者，在他1647年的文章里，对所谓“国家理性”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一种对一切公共事务、议程、计划的政治考量，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的存续、扩张及福祉；应采取最简便、最直接的措施，以实现这一目的。”

        既然国家是以自身的存续、扩张及福祉为目的，那么，毫不奇怪地，如福柯指出的那样，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只有在个体能为国家出力时，他才与国家发生关联。用福柯的话说：“有些时候，他需要为国家做的，只是活着，干活，生产，消费；而有些时候，他能做的，就只是去死。”

        地上的天国，无人再去憧憬了，大同的理想，放弃了。如今只有一种国家了，它要设法在有限的时段里、在多头的竞争中，维持不倒。为了这个目的，它要采取最简便、最直接的措施，其中也当然包括向邻国开战。  □  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