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承德：当泰国民主遭遇“枪杆子”
英拉主政第二年，泰国GDP增速达6.4%
泰国军事政变领导人、代总理巴育日前宣布了“还政于民”的“三步曲”：第一步用3个月实现全国政治和解，第二步用一年时间完成修宪、改革，第三步举行“自由公正”的大选。方案设计得不错，有军队“保驾护航”，任务大体能完成，也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但枪杆子解不开“症结”，不能根本解决泰国深刻而激烈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泰国长期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的根源是挺他信与反他信两派势力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敌对。两派之争反映了泰国社会贫富两大阶层的分野与对垒。他信和亲他信政党为泰党及其铁杆支持者“红衫军”(红派)代表的农民和城镇贫民阶层占全国人口80%，却只占全国财富的20%，反他信政党民主党及其铁杆支持者“黄衫党”(黄派)代表的社会中上层，即富裕阶层占全国人口的20%，却占有全国财富的80%,并基本垄断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媒体资源。两派所代表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迥异定然使之对政府权力有对立的主张与诉求。
泰国政坛长期为权势阶层所把持，这种情况直到2001年1月他信以高票当选总理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他励精图治，推行向下层民众利益倾斜的社会经济政策，政绩桌著，执政期间实现经济强劲增长，富贫阶层的收入差距从9.3倍降为8倍,因而民望极高,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任满4年并成功实现连任的总理。广大下层民众把他视为“救苦者”，对他信及亲他信政府力挺到底。而富裕阶层认为他信的政策损害了其既有地位和利益，把他视为“眼中钉”。就在他信以绝对优势当选连任并实现历史上罕有的“一党执政”之后，“黄派”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政府示威，2006年9月，军方趁乱在他信赴纽约出席联大之时发动政变,将其赶下台,并使他至今仍流亡海外,不得回国。此后，“黄派”将亲他信的政府定为“原罪”，一律在推倒之列。
从2006年9月至2014年5月的不到8年时间里,始于“黄派”发难继而被“宪法政变”和军事政变推翻的他信和亲他信政府达四届之多。这四届“红派”政府并无违法违宪或贪腐之罪过，也未推行“劫富济贫”之过激政策，也没有因政策失错或无能而导致国家利益受损，经济滑坡。恰恰相反,在他们执政期间政绩斐然，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如在英拉主政的第二年2012年，泰国GDP增速达6.4%，居于东盟国家前列。在“黄派”看来，他们之唯一也是根本“罪过”在于其心向着下层贫民,能赢得民心而保持长期执政,使自己在泰国政坛边缘化。“黄派”还可能有更大更深层隐忧，就是担心长此以往,会导致泰国“穷人翻身”，最终可能改变国家现有政经制度，危及其安身立命之根基。所以他们对“红派”政党当政如骾在喉，势不两立，即使提不出正当理由，也一再发难，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每次发难都达到了推翻对手政府的目的。鉴于“红派”政府被推翻后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又能上台执政，这次“黄派”提出了“先改革，后选举”的口号，就是要改变“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堵塞“红派”政党重新上台之路。这将变相剥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红派”及其支持者即广大城镇贫民和农民的选举权。这种政治歧视势必会引发反抗，可能使泰国陷入红黄两派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
更严重的是，这次政变表面上结束了社会骚乱，实质上将加深加剧两派的矛盾与对立。因为此次政变是2006年政变的重演，是按“黄派”设计的“脚本”进行的。军方在政变后立即按“黄派”意旨宣布“先改革，后选选举”的计划。其“三步走”纲领就是直接为先改变“一人一票”的民主选制再进行选举的既定目标服务的。当下，政变当局又在采取削弱他信势力，以确保他信家族永不掌权的措施。这种所谓的民主改革实际上是民主的倒退，将使国家退回到专制或半专制的时代。
西方有媒体说，泰国军人政变集团是该国上层精选集团的组成部分，其所谓“还政于民”就是“还政于黄”，即还政于权势阶层。这种拥一派、压一派的政变行动不是灭火，而是压火，压不灭泰国阶层矛盾与冲突的火种。这与政变当局所云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政治和解，社会和谐，民众幸福背道而驰。(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