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2014岭南经济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
海外网１２月２日讯 （张贤锋 王珺 王璐 卢庆雷）11月29日至30日，主题为“市场经济与全面深化改革”的2014岭南经济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据悉，该论坛由广东经济学会主办，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现代服务业研究院及社会科学处共办。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曙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田秋生，广东省房地产协会会长蔡穗声等百余位专家学者紧扣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主题报告精彩纷呈
张曙光在题为《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的报告中提出，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早在2008年，他在文章中提出要解决利益分配和产权制度的问题，但是多年过去，改革收效并不明显。“这说明改革是需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张曙光指出，目前，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租金和利润的比例不高，使得国有企业资金充裕，改革动力不足。
张曙光认为，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促进国企的改革。而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推进行业层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因为市场竞争是一个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竞争，在垄断企业存在的行业，多一个竞争者是有利的。其次，行业层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会推进企业层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及APEC会议之后，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热议的话题。李佐军在题为《向新常态平稳过渡》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态”会在2016年或2017年结束，从而进入“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从过去10%左右的增长率逐步下调至7%—8%，甚至更低的水平。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仍不太稳定，暂时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档期。
田秋生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报告中，利用大量数据对GDP增长率的下降作了分析，他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产能和供给的过剩，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扩张效应的消失。他指出，7%-8%的增长率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一个不低的增长率。他认为，当前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增加就业对经济增长率的要求已经降低，适当降低增长速度，将有助于压缩过剩产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改变资源过度耗费和环境过度污染的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同时，他也对此轮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期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重返8%以上表示乐观。
蔡穗声作了《新常态下的房地产业》报告。他指出，一方面，总体上城镇住房短缺时期已经过去，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供过于求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土地和资金等要素资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房地产行业首先要谋求发展思路和制度的创新，如加大经营服务比重；其次，寻求盈利模式和融资模式创新；最后，还要谋求技术手段的创新，如运用互联网技术、人性化的设计以及环保低碳模式等。
专家学者论文“料”多
据了解，除现场主题报告与小组讨论外，2014岭南经济论坛还收到了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80多篇，共分为五大部分：
一、“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市场体制”。这部分论文从不同角度着重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问题，既有严密的学理性探讨，也有贴近现实的实证分析。
二、 “深化改革开放、促进转型升级”。这部分论文从诸多视角集中探讨了区域与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问题。文章既注重理论演绎，也强调计量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广东省产业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认识。
三、“深化改革开放、完善财政金融体制”。目前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既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下一阶段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突破的领域。
四、“深化改革开放、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二元结构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是解决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对此广东的经济学者长期以来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五、“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的对外开放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对外部资源与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途径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也提出了建设自贸区与“一路一带”、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等一系列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措施，对外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部分文章对上述新情况和新变化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关于论坛主题
近年来，广东经济学会着重向“怎样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理论探索，除召开多场中小型学术讨论会外，每年都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岭南经济论坛”。
关于本届论坛的主题，广东经济学会会长、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王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我国正面临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在这一“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已从过去10%左右的增长率逐步下调至7-8%，甚至更低的水平。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趋势性的。并且，这种增长率下滑的趋势还会因为我国人口结构的逆转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得以强化。劳动人口的下降与社会抚养比的上升，不仅意味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而且社会养老、医疗负担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会加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降低了我国经济的竞争力。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应对和处理，会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应对这一新挑战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一是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逐步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变为国内消费。这就要求未来必须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增加居民收入，释放消费潜能，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和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比重，加强住房保障和推动农村产权改革等。二是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作为新的增长来源，加大对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本和其它社会服务的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三是推动经济调控方式的转变。告别货币推动型的增长模式，改革中央地方的财政收支体系，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提高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更好地引导企业和家庭进行投资和消费规划。
其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系统地勾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并就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与以往历次改革一样，这次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内容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还有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加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相关论述。三中全会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总计共有8大方面，约30条，占到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一半以上。这些改革任务有的尚处于“破题阶段”，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还有待讨论和厘清；有的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操作方案尚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