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工会以奖励代补贴 创新维稳维权工作

员工正在扫描工会维权服务二维码。蒋改红 摄

岁末年终，各种盘点工作陆续开始。惠州惠城区总工会副主席邓小明在准备2015年的工作总结时，粗略地算了一下全年跟进处理的大大小小的劳资纠纷案件，发现仅11月之前就参与处理了170余宗，而其中大多数都是由维稳维权信息员（以下简称“信息员”）报送的。

“从2015年8月份开始，我们在惠城区所辖的工业园区和大中型企业里以广告牌的形式，把区、镇街两级工会的热线电话、法律维权热线及微信二维码等信息公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将信息员这个群体“全员工”化了，所有工人都可以通过热线向工会反映问题。”邓小明说，惠城区信息员“全员工”化的尝试已经初见成效，公布后3个月内，就收到由员工直接反馈的劳资纠纷信息30多宗。

无独有偶。几乎与惠城区总工会向职工公布热线电话同时，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仲恺高新区”）总工会也开始着手开发资讯、服务类APP，区总工会维护部部长卢鑫告诉记者，APP目前已经处于测试阶段，“正式启动后，员工可以通过APP向工会反映问题，请求帮助，每个员工都是我们的信息员。”

从2011年实施至今，惠州的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经历了多番摸爬滚打，在实践的淬炼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无论是2014年下发的《关于完善<惠州市工会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相关内容的意见》，还是2015年各级工会自发开始的信息员“全员工”化的尝试，都是制度执行在遭遇瓶颈之后的自觉选择。

制度诞生

打破工会在信息知情上的滞后瓶颈

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放缓，在此背景之下，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因此导致的劳资纠纷也不断爆发。“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工会总在纠纷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了还不知道，没有这个信息来源，更别提及时介入调解了。”惠州市总工会维护部部长黄炳忠向记者追忆了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出台的背景和原因。

为了打破工会在信息知情上的滞后瓶颈，根据惠州市委的一些文件，时任惠州市委书记的黄业斌提出了建立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畅通维稳维权信息报送渠道的建议，并亲自部署，为工会上报的每一期信息报告作批示。

信息员制度的推行确实为工会敞亮了视听，更让工会在应对劳资纠纷时化被动为主动，向“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监督人”目标的实现迈进了一大步。2012年惠州华锋电子工厂两百多位工人因老板欠薪停工游行，正是由于得到信息员、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区总工会副主席黄东杰及时上报的信息，惠州市总工会赢得了主动介入协调的绝对先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征集员工诉求，提交给劳动部门，将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

问题出现

多重原因导致“有效”信息较少

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的建立和在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让惠州工会尝到了“有为有位”的甜头。“市委市领导每次召集多部门开重大劳资纠纷研判会议时，我都是参加的。”惠州市总工会副主席曾红艳说，“工会敢于维权，也越来越能够在维权中体现工会的独立性。”维稳维权信息制度的推行不仅畅通了惠州各级工会的信息渠道，也让工会的维权机制更加成熟。“从事前接案、预判，事中计划、介入，到事后的评估总结，每一步该怎么走、应当注意什么问题，如何巧跟劳动部门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接等等，都有相对成熟的做法。”

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黄炳忠告诉记者，这些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很多信息报不上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信息员成虚设，有事发生也不报；二是信息员报送的信息中途被‘雪藏’。”

跟黄炳忠同一部门的李伟丽说，为了找出“信息报不上来”的症结，从2012年开始，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朱挺青每年两次、连续两年亲自带队到基层工会调研。“我们发现，由于不少企业的信息员是由工会主席担任的，他们在报送信息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顾虑，怕所在企业找自己麻烦。还有就是信息员自身综合素质有所欠缺，不知道怎么报，或者说不够负责任，不能坚持。”李伟丽说，市总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制度中规定凡经工会正式聘用的信息员每人每月均可享受100元的补助，但是在一些基层工会这笔费用并没有落实。“还有就是对信息员信息报送工作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这个工作没有强制性，更多地还是靠信息员个人的主动性。”

至于信息员报送的信息被拦截、“雪藏”，主要是个别地区党政部门“行政化”干预所致。有一次惠州某县一家拥有千名职工的制鞋厂发生群体性劳资纠纷，市总工会通过其他渠道获知消息后致电当地工会核实情况，对方抱怨道：“我再给你报详细一点，就得受处分，上头说要撤我的职！”

尝试“全员工”化信息员

强调服务：维权的同时做好帮扶

针对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惠州市总工会于2014年11月出台了《关于完善<惠州市工会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相关内容的意见》。“意见”对原有制度进行修改完善，针对有些基层工会信息员月度补贴发放不到位的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并进一步明晰了信息员报送信息的内容要求，要求所报送的信息里必须包括发生纠纷企业的性质、规模，企业是否成立工会，事件发生的时间、原因、参与人数等要素。

为了拓展工会维权工作的空间，惠州市总工会开始尝试“服务式维权”模式。

所谓“服务式维权”模式就是工会在协调处理劳资纠纷的过程中，做好相对应的帮扶工作，为工人提供人文关怀。“惠州工会在协调处理劳资纠纷、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进行全员覆盖式帮扶摸排，第一时间调查摸底，第一时间统计，对经济上特别困难，患有重大疾病的工会给予一定帮助。工厂倒闭老板跑路的，只要工人有需要，工会可以帮他们找工作，介绍对口的职位”，曾红艳说。

注重效率：信息质量决定奖励力度

相对于市总工会，惠州各基层工会在面对维稳维权信息员制度所遭遇的困境时所作出反应则更为直接干脆。

目前信息员报送信息不全面，那就再进一步扩大信息源队伍，仲恺高新区总工会和惠城区总工会从今年中开始尝试“全员工”化信息员的做法。

每月100元的经费补助不够有激励作用，那就干脆取消，改变“吃大锅饭”的做法，把补助改为奖励，加大有效信息报送的奖励力度。邓小明说，惠城区总工会从2014年开始就改变了信息员的补贴方式，“我们取消了月度补贴，只对报了信息、且所报信息质量较高的人发放补贴和奖励，去年我们表彰了24名信息员，都是以奖励的方式，力度很大，效果不错，真正能发挥激励作用。”

由企业工会主席担任的信息员有工作包袱和顾虑，也没问题，那就拓展更加敢言的“第三方”信息员，把劳动部门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发展成工会信息员，保证信息畅通。惠城区水口街道办总工会主席刘谭山告诉记者，本级工会的维稳维权信息来源有两个，工会常规信息员所报送的信息是一个来源，但主要依靠的还是街道劳动和外经办两个部门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劳动部门，对我们信息获得的作用最大，因为他们每天都要下企业进行劳动监察，辖区内哪家企业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哪家企业存在什么问题他们最了解。”刘谭山说，根据这个情况，水口街道办总工会聘请了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工会兼职信息员。

（编辑：苏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