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工运之星”获境外资助煽动罢工 勾引女工
利得鞋厂工人在庆功宴上向曾飞洋赠送“工运之星”牌匾。警方称，该牌匾是曾飞洋自己掏钱请工人制作的。
警方在曾飞洋家搜出大量账本，记录了与境外组织的资金往来。
近日，根据群众举报，广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成功打掉一个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服务部”)为平台的犯罪团伙，抓获该平台及分支机构的曾飞洋(男，41岁，广东南雄人)等7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查明，该“服务部”系非法组织，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践踏工人权益。目前，上述7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已达成协议仍要求罢工
“中国第一个‘国内劳工NGO’的领导者”，怀着“一份朴素情怀”，“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 东窗事发前，该“服务部”主要负责人曾飞洋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一直保持着艰苦无私的形象。
检索这些年来媒体对曾飞洋的报道，可以发现，赞美之词比比皆是。然而，这个曾叱咤风云的人物，却在一夜间跌落神坛。
警方近日查明，以曾飞洋为首的“服务部”，多次打着“免费维权”的旗号，插手广州、佛山等地外来务工人员的劳资纠纷事件，策划、组织工人以激进方式罢工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目的是为了获取境外组织的资金支持。
其中，番禺区利得鞋厂工人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间的三次罢工，是这家“服务部”经手的典型案例。
2014年6月，利得鞋厂准备搬迁，一些鞋厂工人到“服务部”咨询补偿问题。当年9月，曾飞洋连同下属孟晗、朱小梅等人在冼村一个仓库里组织了维权培训讲座，并组织工人开会选举代表，最终从中选出10多个代表。
“选出代表后，曾飞洋等人就多次组织我们工人代表培训。”代表王某回忆，自己曾因害怕不想做代表，曾飞洋就鼓励其要大胆，不要怕，如果被抓，“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依照“服务部”的指导，利得鞋厂工人先进行了两次罢工。其中在2015年4月17日，工人代表与老板的谈判有了初步“协议”。
工人代表李某回忆，当时双方达成了以200元一年，10年封顶的现金补偿公积金，并在5月30日前完成工龄补偿等赔偿方式。
“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征求工人意见了”，李某表示。但令工人代表没有想到的是，曾飞洋仍要求召开工人大会，向厂方继续施压。
“感觉他们想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借助我们罢工的影响，把事情闹大。”工人代表高某回忆，他们拒绝了继续召开工人大会的要求，结果“服务部”就开始排斥他们。
2015年4月19日晚，“服务部”突然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将王某等5名工人代表罢免。高某透露，“当时‘服务部’在工人中发布谣言说我们被资方收买了，导致工人不相信我们。”
最终，新一轮罢工在4月20日到来。
此次罢工期间，部分工人在“服务部”人员的指挥下，封堵厂门不许工厂车辆进出，以阻塞楼梯口、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持续时间达6天，最终给工厂造成4000余万元直接经济损失。
“服务部”的操作手法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近年来单单在珠三角地区，“服务部”参与策划的罢工事件达到数十起，除了番禺区利得鞋厂事件外，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安、广州军区总医院护工、大学城环卫工人、南沙联盛鞋厂工人、恒宝首饰厂工人等罢工事件的背后，都有曾飞洋与其“服务部”的身影。
据警方介绍，“服务部”的操作手法已经形成一个套路，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挑选案例时，他们会倾向于挑选具备影响力的外资企业，或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并评估该企业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以确保罢工的“成功率”。
确定目标后，“服务部”人员躲在幕后指导工人召开代表大会、推选代表。然而，为工人维权的过程中，他们却不完全站在工人角度，一般会提出出乎工人预期的要求，给予厂方压力，以制造更大声势，谋取不法利益。
多起罢工现场的 视频 画面显示，“服务部”骨干人员带领工人们高呼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把现场的气氛引向狂热。“我看了都觉得担心，场面那么乱，人又那么多，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服务部”骨干成员汤欢兴供述。
其二，每次组织罢工事件成功后，该团伙都会组织工人举行“庆功会”，宣扬曾飞洋等人的作用，并成立培训班，与其他非法劳工组织串联。警方称，曾飞洋培训时主要通过播放韩国、香港等地罢工的视频，来讲解罢工技巧。
案发后，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中国劳工报告、反动书刊、培训书籍、口号标语、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大量资料，“足足装了十几个麻袋”。
其三，有目的性地去政府化，刻意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据利得鞋厂工人代表王某透露，曾飞洋曾对他表示，工人维权要通过自己的力量，不需要通过工会、劳动仲裁等方式，“相信服务部的没错”。高某也说，“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
为此，每次事发之前，该团伙会先帮工人选出性格激进的代表，完成所谓的“组织化”过程，让工人不要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通过聚集、闹事等激进方式向单位、厂方施压，扩大影响。
接受境外组织资助
曾飞洋曾对媒体称，他作为公益人并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实际上，经警方查明，曾飞洋仅工行某账号在2013、2014两年间，就接受了境外相关组织120余万元大额资金，其通过多次取款、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部分据为己有。为获取更多利益，曾飞洋还以妻弟名义购买房产，并以高于市场价的每月3000多元租给“服务部”，用作办公地，以规避境外组织查账。
2005年，蔡娇因希望在“公益维权”方面出一份力，成了“服务部”出纳。“但进去我才发现，曾这个人表里不一”。蔡娇说，该机构内部财务混乱，曾飞洋与其工作人员经常虚报账目。“连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几百元的小票，都拿回来报销，我说不是‘服务部’用的不能报，他还骂我”。
警方查明，由于“服务部”不断煽动工人罢工，关注度上升，曾飞洋获得的境外资助逐年递增。“钱大部分在他个人账户里，只有少部分用于‘服务部’”。蔡娇说。2007年起，蔡娇向有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曾飞洋非法侵占财物、偷税漏税等。
警方掌握的情况显示，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后者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远超依法维权范畴”
警方查明，曾飞洋2002年成为该组织负责人后，与一些境外组织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汤欢兴在“服务部”中主要负责网站建设、活动照片拍摄等宣传工作。他在接受采访时称，其与曾飞洋是在去年4月的一次会议中认识的。“他当时跟我说，‘服务部’有17年历史，是合法公益机构，是独立运作的。”
事实上，该“服务部”2007年就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
渐渐地，汤欢兴发现不对劲。“工人维权时，我负责拍照片，事后拷给他之后，他会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提供给媒体选用”。汤欢兴称，曾飞洋与境外媒体联系密切，频频接受采访，还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
曾飞洋还主动向境外组织汇报“维权”案例。为了进一步达到干预工人维权的目的，有时一些境外基金会还会派人过来，对“服务部”工作进行指示。
“性质完全变了”，汤欢兴认为，曾飞洋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服务部和他本人的知名度，获得更多境外的关注，从而获得更多境外组织的资金，“但这样远远超出依法维权的范畴，越过了道德底线”。
连员工社保也不交
据一些曾经受曾飞洋“帮助”的工人代表和“服务部”人员透露，曾飞洋其人极其能“忽悠”，在跟工人培训时告诉工人放手大胆地“闹”，出了事情由他顶着，但每次组织闹事时，曾飞洋总是自己先躲起来，手机关机，找不到人。
据汤欢兴回忆，在4月20日利得鞋厂第三次罢工当天，上千名工人情绪一度失控，“那个时候我想打电话找他，电话不接，我找不到他了。”
汤欢兴对记者表示，事后想起此事，觉得一些工人虽在其“帮助”下暂时获得了部分经济补偿，不少人也因为工厂无法承担巨额债务倒闭导致失业，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工人离开工厂，几个月找不到工作，对工人来说也是损失”。汤欢兴称，企业因此受损，也扰乱了社会治安，实际上对各方都造成了损害。
利得鞋厂前述工人李某证实，她从2002年进入鞋厂到2015年离开，服务了13年，对工厂怀有感情。罢工一开始他们只想拿到社保，岂料在曾飞洋的煽动下，导致工厂无法及时复工，酿成重大损失。最终，她和工友不得不另谋出路。
李某和工友不知，就是这样一家明星机构，连员工的社保也拖欠不缴，员工也经常不能按时拿到工资。
目前，“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及其分支机构“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已被依法查处；曾飞洋、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和“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等7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了解，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人物
“公益达人”的两面
曾飞洋何许人也？1974年出生的他，曾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离职前他曾长期纠缠有夫之妇，后因侮辱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最终不得不离开。
曾飞洋也不是他的真名。曾飞洋原名曾庆辉，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
1998年，曾飞洋从律师事务所辞职，投奔创立“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廖晓峰。几个月后，廖晓峰离开“服务部”，曾飞洋接手然后运营至今。
当时，曾飞洋对外宣称，看到很多来求助的农民工，他感到应该有人为他们做点事情。
然而，随着警方调查进一步深入，曾飞洋的两面性不断被挖掘出来。
例如，对于所谓的“免费维权”，“服务部”一名骨干供述，若有工伤者来服务部寻求法律援助，干事一般会直接对当事人说，“别人过来都带礼物，你怎么空着手来了？”就这样，不少求助者被“服务部”拒之门外。
每成功组织一次罢工事件，就能为曾飞洋带来一定知名度，而知名度又带来了更多的求助者和利益。这使得曾飞洋尝到甜头，他越来越重视包装自己。
警方查明，有一次罢工结束后，曾飞洋又要召开庆功会。庆功会开始前，他掏钱请工人制作了一幅牌匾，上书“工运之星”四个大字，然后在会上隆重地送给自己。据“服务部”一名前员工表示，曾飞洋的办公室里后来挂满了各种牌匾和锦旗，都是他掏钱私下叫工人送的。
更不为人知的是，曾飞洋还将“维权”作为其骗色的好机会。
据办案民警介绍，大量证据显示，作为有妇之夫，曾飞洋与至少8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他以帮助工人“维权”的名义，借助自己的名气，诱骗胁迫有求于他的女工、女志愿者委身于他。 综合新华社消息
采写：南都记者 王佳 饶丽冬
图片均由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