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远平：父亲习仲勋一生从不犯“左”的错误
习远平
今天，我代表母亲齐心来参加《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的出版座谈会，转达她对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们和与会来宾的感谢和问候。
中央党校曾经是我母亲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童年的许多时光也是在中央党校度过的。在“文革”初期和中央党校河南西华“五七”干校，我和母亲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父母对党的忠诚与对人民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我。今天来中央党校参加这个座谈会，对我来说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这本书的编辑同志们，辛勤走访了许多历史见证者，将他们的回忆记录整理出来，使我父亲革命生涯中那些闪光的足迹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对我来说也深受教益。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曾为我父亲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在1945年选拔我父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毛主席曾向党内的同志介绍说：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在我父亲看来，党的利益应该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保持一致，他在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时候就说过，共产党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可以说，他一生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楷模。
我父亲与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会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能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党对军队和政府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35年夏秋之际，陕甘苏区曾经遭遇过一次残酷的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的负责同志和红军干部遭到逮捕关押。是毛泽东、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果断制止了错误肃反。我父亲被释放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被分配到关中工作，1936年5月又随军西征。原先担任陕甘边苏维埃主席的父亲被分配去担任县委书记，但我父亲能上能下，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带头服从中央的分配，无论在关中还是在陇东工作，都能很快打开局面。
1936年秋天，中央把我父亲从陇东紧急召到瓦窑堡，让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张闻天接见了我父亲，宣布任命他为关中特委书记，要求他尽快恢复关中根据地。就在我父亲离开不到半年的时间，关中根据地丧失殆尽，这意味着陕甘根据地南大门失守，陕北根据地面临十分危险的局面。我父亲回到关中，迅速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紧密依靠关中地区的人民群众展开军事斗争，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恢复了关中根据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在1937年初到关中根据地视察时，对关中特委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赞说：“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等”。
这之后不久，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陕甘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成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在关中誓师出征时，我父亲时任关中特委书记，他率领关中特委和分区干部，为八路军三支主力部队提供后勤支援，还选调500多位优秀干部战士加入贺龙伯伯的120师。解放战争中，我父亲与当年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伯伯和120师师长贺龙伯伯先后搭档，提起抗战初期这段往事，他们都记忆犹新。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起这段历史往事，我们更加怀念这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我父亲一生奉行的工作准则，无论职务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如一。当年由我父亲从绥德带到延安去见毛主席的美国友人李敦白，一路上目睹了我父亲与沿途百姓的密切关系，惊叹不已，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还在文章中忆及此事。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清涧县小河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陆定一、杨尚昆、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以及胡乔木、王铮等。会议主要讨论了战争形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和各个战场的作战配合等问题，并由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我父亲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也在小河会议上作了发言。小河会议后，中央又任命我父亲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率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东渡黄河，与联防军司令贺龙伯伯共同担负起加强后方的重任。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在新老解放区进行土改，巩固后方，支援前方。
我父亲在晋绥和陕甘宁边区深入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了晋绥土改和陕甘地区一些老解放区土改运动存在“左”的倾向，有些地方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康生所谓“晋绥土改经验”影响下，有些干部放弃党的领导作用，提出了错误的口号：“群众要咋办就咋办”。在一些地方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动不动就捆、绑、吊、打地主和基层干部，在群众中引起极大恐慌。当时在晋绥参加过土改工作的《解放日报》记者张光同志回忆说：“在这种氛围下，谁也不敢反对这种极‘左’的土改方式，谁反对就会被拉去批斗。当时只有习仲勋同志敢于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1947年12月召开的，史称“十二月会议”。我父亲生前曾经回忆，到达杨家沟的当天晚上，他就到毛主席的住处，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宁及晋绥地区战争、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也如实地反映了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我父亲如实地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土改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列举出来，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毛主席本来坐在稍远的位置，听着听着，就把椅子挪到我父亲的对面。在作总结讲话时，毛主席说，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多真实情况了，他当时就对与会的同志们说，把西北交给仲勋同志，我放心！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看重我父亲在西北的工作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父亲总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同时，不忘加强党的领导，能够十分妥善地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十二月会议之后，我父亲就土改纠偏问题多次致电毛主席，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数次向全党和全国各解放区转发了我父亲的这些电报。在1948年1月20日这天，毛主席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理论联系实际，加上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使我父亲一生从不犯“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他总是不断深入基层，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冷暖疾苦。在“大跃进”运动的狂热中，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对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办大食堂等做法提出异议。
1978年4月，我父亲奉中央之命主政广东，在蒙冤十六年之后再次复出，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改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到任没几个月，就走遍了岭南的山山水水。他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堆积如山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在调查“偷渡外逃”过程中，真切感受到造成人民群众生活困苦的真实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率先向党中央提出，让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而又向中央提出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并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
深圳特区的崛起令世人瞩目，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南粤大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许多当年参与创办特区的老同志在回忆当年这段历史时都十分感慨。当年曾任广东省委书记之一的王全国同志见证了我父亲向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汇报创建特区的经过，他十分肯定地说，讲到如何给这个拟议中的出口加工区命名时，小平同志说了，你那个陕甘宁当年不就是特区嘛！之后，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汇报时，再次重申了他对特区命名的想法。从此，经济特区，这个响亮的名称从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践行群众路线作出的庄严选择。
我父亲一生淡泊名利，除了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他的师长、朋友写过一些怀念文章，从来没有为自己写过专门的回忆录，他的传记和纪录片都是由组织安排写作和拍摄的，由此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这部《习仲勋与群众路线》，则从一个侧面对我父亲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革命生涯作了很好的专题论述。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与心路历程，是照亮我们后人前行的明灯。
